范小玲送我们出来的时候，我妈忽然问她：“你考完试就回家了吧？那也就还有两个多星期吧？”

    “是。”

    “你要是信得过叔叔阿姨，不如搬东西到我们住的附近吧，我们给你找家好一点儿的招待所或者快捷酒店吧，阿姨出钱。这荒郊野岭的太不安全了，你出趟门还得坐那么远的车。”

    范小玲很感动，但是到底还是拒绝了。我也劝了劝，也没再勉强。我们互留了手机号，她就笑嘻嘻地招手目送我们上车。

    上车后，我和我妈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车掉了个头，土路很窄，司机开得很小心。窗外常常有驴车经过，驴子埋着头，一边啪啪啪地撒了一路驴粪蛋，一边拉着一车蜂窝煤，疲倦地、慢慢地与我们的车擦身而过。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几场笔试有好有坏，我努力没让任何题留白，写得都快呕出来了，不由得开始佩服起那些要通过这个渠道寻找未来的同龄人来。

    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范小玲住的那个农村小院，凹凸不平的墙面，泛黄的报纸，素色大花的床褥，院子里套着一段脏兮兮的橡胶管的水龙头，以及接着橡胶管流出的水刷牙的一脸疲惫的美术生和他们的家长……

    这些或许就是金字塔底层的吧。

    范小玲有时会发来短信祝我考试顺利，我也经常询问她考试的情况。

    在离开北京之前，我给她发短信，说一定有一天会在电影院的大幕布上看见她的名字。

    她回答说，那是一定的。

    她说，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方向。

    奇怪，她怎么知道我迷茫？

    记得从范小玲租住的小院回酒店的一路上，我妈坐在出租车后排揽着我的肩膀，一直在叹息。

    我以为自己早就过了因为看励志故事而热血沸腾的幼稚年纪，却在见到范小玲的那一刻，明白了自己的成熟是多么的脆弱和矫情。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正好是我的生日。我爸妈带我去了“老莫”吃饭。

    “咱们这是进人民大会堂了啊？”我仰头看着高高的穹顶，我爸被逗笑了。

    他们允许我也喝了一点儿红酒，或许觉得我成年了，也或许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但是我真的感觉因为我的奇怪的想法，把自己逼到这个死角，来了一趟北京，害他们请这么久的假，劳民伤财，却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样想来，我也有很多他们不了解的事情了。

    我自嘲地笑笑。以前总觉得自己很迷茫，然而这趟来北京，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虽然说不出来，但在心里酝酿着，一些念头像是要破土而出，只是不知道会开出什么样的花。

    我爸笑着说：“没事，你不也是为了多学一点东西吗，人生长着呢，能学到东西就好。”

    我妈这个实用主义者破天荒地没有反驳他。

    也许面对孩子，她也没办法现实起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