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洗礼者圣约翰号驶入新加坡港，此时距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以武力拥立廖内苏丹之兄东姑胡先为傀儡的柔佛苏丹并从其手中摄取新加坡岛治权已经有55年了。

    在此之前，位于马来亚和苏门答腊之间这条狭长的海峡，其间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是马六甲，从远航的郑和船队到东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数百年的时间里，无数的东行西往的商船都是马六甲停靠，从而将这座默默无名的小渔村变成了海上贸易的明珠城市。

    但一切都随着莱佛士爵士成为新加坡总督而改变了，在英国人统治新加坡这座小岛五十五年后，新加坡这座自由港已经取代了作为英国海军基地的马六甲，成为远东贸易的核心节点，昔日人迹罕至的孤岛已经成为了日渐繁荣的都市。

    当然，与苏子辰的前世相比，1870年代的新加坡还是一个刚刚成形的新商埠，对于经停的商船客轮来说，岛上提供的淡水、蔬菜、禽肉鱼蛋制品显然甚至比本地特产锡更吸引人，至于后来闻名于世的东南亚橡胶业，就苏宬来的时间节点，一切还都不存在呢······

    和经停西贡时一样，洗礼者圣约翰号将在新加坡停留一天的时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起航，所以凯恩斯将会前往拜会英国殖民部在新加坡的最高官员----皇家海峡殖民地驻新加坡辅政司----詹姆斯·W·W·毕治（James·w·w·Birch）阁下，并通过辅政司署内的专用电报机向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汇报苏子辰在越北问题上的建议----在这一点，凯恩斯明显表现的要比让·巴尔要强，至少后者在西贡并没有主动前往法国海军与殖民部设立的统使衙门向东南亚最高事务专员进行报告，当然，也有可能是让·巴尔所在的外交部和法国海军与殖民部之间有着某种龌龊吧，不能说其不专业，但英国外交部和殖民地部之间就没有矛盾吗？

    至于苏子辰因为前世曾和妻子一起在前往巴厘岛度蜜月时经停过新加坡，所以对这个时空中的新加坡城市毫无兴趣，并不想下船一行，然而祺恩却找上门来跟他说道：“大人，离京之时，上报总署的行程是前往加尔各答和孟买，如今我等却由本地治理而去苏伊士，是不是有所不妥，万一日后有人杯葛，还请大人明鉴。”

    所谓杯葛，无非是在经费使用上给苏子辰添堵罢了，苏子辰本是不在乎的，但考虑再三，第一，本地治理虽然一样是欧洲殖民地，但未必能像加尔各答和孟买一样全面的反映殖民地的面貌；第二，成大事必须注意细节，苏子辰也不想一场个完美的环球考察后被户部的钱算子们最后恶心一下。故此，苏子辰最终还是决定去问一问码头的船公司代理，有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坐上前往加尔各答的客轮。

    不过即便要换船，还是得跟让·巴尔解释一下的，理由自然是强大的：“朗巴尔先生在中国几年了？两年？想来也是了解了大清的某些弊习，没错，朝中有些人自己不愿做事却喜欢揪别人的辫子，所以嘛，呵呵······”

    虽然对清政府的弊习深恶痛绝，但让·巴尔也不好多说什么，毕竟各国政府都有各自的潜规则在，法国因为政党政治的缘故，内斗更多，所以，他只能表示理解。

    于是，一行人从洗礼者圣约翰号下到码头，在几个船公司的办事处一问，便有了结果----新加坡不愧为东南亚与南亚间最重要的航运节点，这不，就连澳新方向前往欧洲的船只也是要从新加坡经过的，当然，这也是而今民用船舶自持力不足和澳新人口稀少、商贸不兴的缘故，否则从东澳的珀斯直航锡兰，时间和费用都将大大减少----苏子辰最终决定购买亨特河蒸汽船公司（Hunter River Steam Navigation）的信天翁号，这条船今天晚上到港，明天傍晚离港，时间上倒是正正好，唯一的问题是，这条船是加尔各答与墨尔本之间往返的，所以到了加尔各答后，苏子辰们还要重新换船。

    尽管频繁换船很是有些麻烦，但苏子辰原本就准备在加尔各答多停留几天认真考察沦为殖民地后的印度，所以原本就不可能一条船坐到底，自然也就无所谓换船频繁的问题了，于是苏子辰很爽快的定下了一间头等舱、四间二等舱在内的六张船票，并在上海法国邮船公司驻新加坡办事处把洗礼者圣约翰号剩余航程的票给退了，随后准备回船拿了行礼。

    只是还没回到洗礼者圣约翰号上，苏子辰等就听见一连串尖锐的警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