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黄色军服，五角星大檐帽，胸前写着部队番号，背着子弹带和弹夹，裹着绑腿，背上是行李鞋子和工兵铲，打着雨伞的战士们行走在山路上。

    雨下得很大，路上十分泥泞，队伍里没有人说话。

    这让路边的对话显得十分清晰。

    孙大安整理着孩子身上的行装，并把几个银元放在了他的口袋里。

    “津贴装好，银元是叔给你的，找到人该花钱就花钱。”

    黄彬，十四岁，除了和战士一样的装束以外，还有一个绿色的书包。年轻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眼睛很亮。

    “枪要收好，自己警惕一点。山里的土匪多，知道你的身份会非常危险。你家里独门独户，去看看，如果没人就去大田村，哪里有民兵。亲人慢慢找，找不找得到，给你一个月回部队。”

    孙大安揉了揉小家伙的头。

    “其实你回不回去都没关系，家里可能都没人了。”

    黄彬垂下眉眼：“我要回去。我娘可能还在家。”

    孙大安叹了口气：“你叔我是没亲人了，都死光了。参加革命，就把命给了部队上。你娘能不能活下来，谁也不知道。但是你在延城还有一个娘，一个妹妹。”

    黄彬摇头：“她不喜欢我。”

    “哪能不喜欢你呢。不过没关系，你还有你叔我，还有部队。”没有否认后母的身份，这让孙大安感到了几分欣慰。

    蹲下来给孩子紧了紧绑腿：“这里虽然成立了政府，但是还在打仗，土改也没有搞。本来不应该放你回去的。但是你年纪还小，不能一直在部队待着，总要上学。部队会办一个高小，到时候，你就回来上学。你就是我儿子，知道吗？”

    黄彬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部队的速成高小是为像他一样的小战士准备的，他一直不专心读书，是因为他要读的不是高小，也不是初中，而是高中。

    孙大安揉了揉他头上有些大的帽子：“去吧，早点回部队。驻地你知道，一两年动不了。”

    黄彬就笑了，露出了白白的牙齿，打着雨伞，挥了挥手，挎着和他人差不多长的步枪消失在了雨雾之中。

    1950年4月，还有一个月，黄彬十四岁。

    黄彬的父亲黄承宗1938年参加革命，1942年因为身份暴露前往延安，1943年到部队，一直和孙大安在一起。1947年，孙大安是连长，黄承宗是指导员。1949年，孙大安是团长，黄承宗是政委。可惜9月份的时候，黄承宗牺牲了。

    黄彬是1945年的时候，被地下组织送到延城。那时黄承宗和杨瑛结婚已经一年多了，生了一个女儿，因为正是燕子回归的时间，所以叫做黄燕。1946年，十岁的黄彬被接到了部队，成为了勤务兵和编外战士，行军打仗一直到现在，连队的人都换了几批，黄彬很幸运地没死，成了一名老兵。

    去年，当了小班长的黄彬知道父亲被围，带着班里的战士回去救人。人没有救回来，因为违反军令被撤成了普通战士。之后病重差点死掉，病愈之后情绪一直不稳。今年开春，老家土匪被蒋匪收编，还打起了游击战。作为家乡人的孙大安被派回来剿匪，黄彬自然也跟着部队回来。

    黄彬想回家看看，她的母亲叫孙月娥，是孙大安很远的亲戚，虽然在黄承宗离开后不久就改嫁，但是十分疼爱他。

    孙大安从当地政府打听了一下，听到的消息是孙月娥已经失去消息很多年了。孙大安没有对黄彬说实话，但是他没想到黄彬也没有对他说实话。

    十万大山，山高林密。

    观音庙山，是因为山上有个寺庙而得名。据说以前里面有个观音神像求子十分灵验，现在自然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