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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历过好几次愉快的暴风雪，在炉边度过了一些欢畅的冬日夜晚，大雪在外头疯狂地打旋儿，甚至将猫头鹰的尖叫声都盖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外出溜达时连一个人都没碰见过，除了偶尔来树林子里伐木的人，用雪橇把木柴拖回村里去。不过话又说回来，倒是大风大雪唆使我在树林子最深的积雪中开辟出一条小路来，因为有一次我穿过树林子时，大风会把橡树叶子吹到我踩踏出来的脚印里，它们留在里头，吸收了阳光，把积雪给融化了，这么一来，我不仅脚下有了干爽的路面可走，而且入夜以后，它们那黑乎乎的线条就给我引路。至于人与人之间交往活动，我不得不想起了树林子里那些原住民。我的镇上有好多人都还记得，那些原住民的欢声笑语曾经在我屋子附近那条大路上回荡着，我屋子四周全是树林子，这里那里点缀着他们的小花园和小屋子，不过，那时节，繁茂的树木遮挡得比现在更要严严实实。有些地方，我自己都记得，松树的枝杈会同时剐破轻便马车的两侧，妇女和孩子们不得不单独步行到林肯去，经过这儿不免有些害怕，往往还要一溜小跑上一段路。虽然大体上说，这只是一条通往邻村的不起眼的小道，或者换句话说，是专供伐木那帮子人行走的小道，但由于它当年万种风情，倒是给观光客带来更多的情趣，并在他们的记忆里久久萦绕不去。如今，从村子到树林子，中间有一大片空旷的田野，那时这条小道打从槭树林的沼泽地穿过，路基底下全是原木，直至今日，在眼前这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下面，毫无疑问，仍然看得到它们的残迹：这条公路是从斯特拉顿，亦即现在的济贫院农场，径直通往布里斯特山。

    加图·英格拉哈姆就住在我的豆子地东边，公路的对面；他是康科德村乡绅邓肯·英格拉哈姆老爷的奴隶，这位老爷给他的奴隶造了一间房，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树林子里——我在这儿提到的加图，不是尤蒂卡的那个加图，而是康科德的这个加图。有人说他是几内亚人。有少数人还记得他那个核桃林里有一小块地，他把核桃树培育成林，赶明儿他岁数大了，打算派用场呢；殊不知到头来还是落到了一个年纪轻轻的白人投机家手里。反正眼下他还有一间同样狭小的房子。加图的几近湮没的地窨子洞口还依稀可见，但早已鲜为人知，因为边上有一排松树把它挡住了，人们就算走过，也都看不见。如今，那里长满了光洁的漆树（拉丁文学名Rhusglabra），最原始品种的黄花（拉丁文学名Solidagostricta）也长得很茂盛。

    在我的地块的边角上，离镇更近些，有一个黑人妇女名叫齐尔法，住在小小一间房里，她在那里替镇上的人织亚麻布。她有一副特别好的嗓子，她那嘹亮的歌声在瓦尔登树林子里回响着。后来，在1812年战争中，她的住房被英国兵——这是一伙凭誓获释的俘虏兵——放火烧掉了；当时，幸好她不在家，可她的小猫、小狗和老母鸡通通给烧死了。她过着艰苦的生活，简直不像是人过的。一个常来树林子转悠的人记得，有一天中午，他路过齐尔法的家门口时，听见她冲着沸腾的水壶喃喃自语道——“你们全是尸骸，尸骸啊！”我在橡树林那边，看到了乐呵呵的好人呢。

    循着公路下行，靠右边，布里斯特山上，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一个心灵手巧的黑人”，他一度是卡明斯乡绅家的奴隶——当年布里斯特栽培的苹果树，至今仍在那儿，现已长成很大的老树了，我觉得，它们结出的果实，口感依然是地地道道的野苹果味道。不久前，我在老林肯墓园里看到他的墓志铭，在他的墓边附近，是一些无墓主姓名，亦即从康科德撤退时倒下的英国掷弹兵的坟墓——他的墓碑上写的是“西皮奥·布里斯特”——他倒是有资格叫作西庇奥·阿非利加努斯的——“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已褪了色似的。我从墓碑上知道，上面还特别强调他是在什么时候死掉的；这仅仅是间接地告诉我他曾经饱尝过尘世况味罢了。和他住在一块儿的是他的妻子芬达，她殷勤好客，会替人算命，总让人听了很开心——长得个儿挺大，圆圆的，黑黑的，比黑夜里那一个孩子还要黑，这么一个黑不溜秋的肉球，在康科德真可以说空前绝后。

    沿着小山再往下走，靠左边，在树林子的古道上，是斯特拉顿家族庄园的地界；他们家的果园一度遍及布里斯特山的所有山坡，可惜老早就被油松所吞没，只剩下一些残株，它们的老根上至今还长出好多枝繁叶茂的野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