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某的父亲坐在那里面如死灰不发一言，其母则在一旁痛哭流涕地大喊自己女儿冤枉、可怜与无辜。

    看到甜橙他们过来，Z某母亲立即上前：“各位记者，我女儿她很不容易很可怜的。她是被车上那些人逼的，那些人是她同学，我女儿是被他们逼的才开车的...”

    偶尔甜橙会想，为什么大部分加害者在一开口时总说自己是无辜的、冤枉的，他们总会强调自己的不容易、凄惨与无助。可反过来，真正的受害者里又有多少人甚至连问一句‘为什么’的机会都不再有。

    或许有些人在成为加害者前本身就是受害者，可这些却并不能成为他们对自己加害者身份的辩解。

    事发的第二天中午，在警局与受害者所住社区的牵头下，肇事司机的父母以及当时同在一辆车上的J某、T某的父母与受害者家属一齐聚在警局。警局的问询室外被媒体记者围的里三层外三层。

    经由当事双方允许，甜橙与另三位记者一道被允许进入问询室旁听。肇事一方的家长们纷纷同办案民警强调各自的‘苦衷’与‘不易’。而受害人年迈的母亲与其儿子则安静地坐在护工身旁，全程被他们视为空气。或许在他们看来，与其同受害人家属辩解远不如同警察交涉来的“奏效”。

    坐在甜橙右手边的记者边摇头边轻声自言自语：“真是悲哀啊，一群人说了半天一句道歉都没有。”

    今日的阳光格外明媚，与此时室内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反差。甜橙坐在那里，静默地注视着前方的受害者家属。受害人的母亲歪着头，目光呆滞地坐在轮椅里。旁边的护工不时用纸巾替她擦拭去嘴角的唾沫。

    受害人的儿子因为小儿麻痹症的缘故双手微微地蜷曲在胸前。

    这样的一家人，纵使现在给予他们家财万贯又如何？金钱，对于此刻的他们来说是最微不足道的补偿！但可悲的是，此时此刻人们唯一能给予他们的却只剩下了金钱。

    事后第三天夜里，换班的同事来警局与甜橙交接。说起下午在殡仪馆的所见不免神伤：“她（受害人）儿子去见了她最后一面，出来和我们说‘妈妈很安详...’说‘就算有补偿金也不能坐吃山空，不能给亲戚朋友添麻烦。’还说‘会好好照顾姥姥的’。”

    第四天一早，甜橙在拘留所见到了同乘人员T某的母亲，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女子。T某的母亲在警员的陪同下见到了受害人的儿子。见面后她低头微微鞠躬，轻轻地说了声“对不起”。

    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甜橙心里瞬间涌上一阵酸楚与无奈，眼泪差一点儿就夺眶而出。这么多天了，现在终于有人对他们（受害人家属）说了一句“对不起”。无论诚心与否，但至少还是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