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安全部门派人跟随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席位上收拾、交接时，我发觉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似乎大家把这种“待遇”视为已经“定罪”，之前感觉关系还算不错、比较熟悉的同事，都冷淡地公事公办，或者是暗中观察，当与我目光对视立刻躲闪。

    早上那位热情的行政姑娘，此刻尖瘦的脸严肃而麻木，非必要的话一句也不搭理，与今早判若两人，脸色仿佛变得蜡黄，催促着我签字离职，不耐烦几乎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

    人走茶凉，何况还背着锅。

    我一直觉得自己人际关系处理得还行，原以为好歹同事一场，至少还能保留点客气、不至于太难看。从来没想过当这种场景真实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态度上竟然有如此大反差。心里肯定是极不舒服的，但已经也懒得理会了。

    浑浑噩噩地提着自己的物品，等来了公共电车。我如常上车，却始料不及的听见陌生的提示音。

    脑子“嗡”的一声停止运行，我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缓缓地抬头，看着头上显示的橙灯，我简直不可置信，这！怎么回事！

    直到后面的人不耐烦地催促，我才突然惊起，马上下车回头往公司，不，前公司跑去。

    我走近门禁，却没有像往常一样自动开门，想来是已经把我从大楼内企业员工的通行列表里清除了。前台公式化地微笑着，询问我找谁，是否有预约。

    我尝试让前台联系那位安全部门的人员、本次调查的负责人。很快就得到回应，他同意愿意在大堂与我面谈。

    我惴惴不安地坐在大堂，眼看着那负责人一步一步从电梯间走过来。我顿时紧紧地握着座椅的扶手。

    我原以为，对方可能不愿见面，又或者出于对草草结案的心虚，想平息了事，可我从没想过对方竟是这样举步生风、雷厉风行的自信模样。

    还不等我说话，他就摆一摆手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证据链我们是提交了，但是最终决策的是专门的公共安全评定机构，有专业的评分体系，除非你有直接否定的证据申请人工复核，否则这种低级别的判定是不会接受翻案的。”

    “如果你能证明自己与本案无关，把所有的事情解释通的话，嗯，尤其是红外拍的那一段，我当然是可以在上诉期帮你重新提交证据啦，” 顿了顿，他叉着腰继续说，“其实它只是给你降到二级，已经是从轻判定了。你想想，商业间谍应该直接是三级的，只不过是没有你对外泄密的直接证据，你不要以为没有考虑到这些，人家那是专业的。”

    我一时语塞，脑中一片空白，之前脑中演练过得的对质也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只是直直地盯着他一开一合的嘴巴，他说的一字一句似乎都有理有据，我无法接受但也似乎无从辩驳。

    他看我不说话，又接着说“你还年轻啊，二级也就是两年期限，而且又不需要强制监禁，如果没有决定性的新证据，我劝你还是向前看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你好自为之……”

    “可我确实没有……”

    他已经转身准备走了，听见我的话又挥了挥手打断，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你有什么不服的，找到证据再来说，空口无凭的我也没法给你申请人工复核对吧？以前我们公司还有被控性骚扰的，红外实实在在拍到又肢体碰触还死不承认。难道他不承认、他委屈就要不上报、重新调查的话，那被骚扰的同事就不委屈吗？哼！如果不承认就能随意申请人工重新审核的话，那谁不觉得自己冤枉呢！光靠一张嘴，审核到何年何月都是各说各的理，简直是浪费公共资源！你自己自己考虑吧！就这样！我还忙着呢！”

    我定定地消化着他这些“定论”，保持一个姿势坐了很久很久，直到意识到同事们快下班了，才慌忙从大堂离开。

    他说的并无道理，自己的解释连自己都打动不了。

    回家冷静一下，再作下一步打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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