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刘原并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年的冬天，新生的赤露面临极度危险的形势却能取得最终胜利，现在渐渐明白了其原因。这和他当初比拟的“十八路诸侯讨伐不倒董卓”虽然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还有着很多不同。

    虽然在内战的进程中，赤露控制的地区一度只占全国领土的很少部分，但全露的核心区域却一直控制在赤露手中，这里所说的核心既是指地理形势上的，也是对工业交通而言。

    控制了新旧首都这些核心区域，这样不仅从地理上隔绝了各路白军之间的实质联系，更重要的是赤露掌握了西部乃至全国的工业精华区和铁路、内河航运的枢纽和干线。

    依托工业区，红军不仅武器弹药的生产供应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白军的军火供应前期只能依赖缴获，后期则要干涉国千里迢迢的从海外运输），这些地区聚居的产业工人也成为了红军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保证。借助完整的水陆运输网，红军的兵员和武器可以便捷的输送到需要的地方、达成局部的优势。

    之前，为保卫赤露，露康中央和赤露政府还决定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将全部工作转入战时轨道，并成立了一系列机构。

    虽然有工业生产、兵力动员和交通运输方面的优势，但赤露方面也面临着一个致命却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短缺。赤露和红军对上述核心区以外的广大农业区缺乏有效的控制，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匮乏成为整个内战过程中制约赤露的最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窘境固然有主要粮食产区大都属于敌占区或交战区或真空区的原因，但即使是在红军确实控制的地区，粮食的征集也是困难重重。康密民的纲领对自耕农占大多数的露西亚农民阶级缺乏吸引力，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革命热情像产业工人义务劳动、踊跃参军那样自动拿出粮食去支援赤露和红军；将全部力量都用于支援战争的政府也无力如农民所愿的提供大量他们需要的工业制成品来换取粮食。

    对于迫切需要粮食的政府而言，剩下的也就只有通过武力强行征集一条路了，于是“余粮征集制”、“战时康密民”便在这种大势下出台了。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最后不得不说的一条，就是刘原之前就知道的“政委”制度。虽然这时候的政委更像中国古代的“监军”。

    而白军方面，虽然人多势众、来势汹汹，却有几条克服不了的致命缺陷：

    首先是兵员的补充，在内战的初期白军拥有技战术水平高出对手很多的高素质兵员——旧军人和贵族军官，而补充这些高素质兵员的伤亡，则是白军面临的最大的瓶颈问题。白军在占领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系，也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动员体制，不要说高素质兵员，就是“壮丁”恐怕也难以补充，即使有动员和补充，量既不足，在质上更远远不能与最初的那些职业军人相比。无法克服兵员补充的瓶颈，白军就只能是一支“一次性军队”，它的每一点消耗和损失都几乎是无法恢复的，每打一仗——即使是胜仗——就削弱一分，胜利越多，损失越多，实力越弱，离最终的覆灭也就越近了。

    白军在军事上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赤露的各路敌人当中，有忠于临时政府的，有妄图复辟罗曼洛夫王朝的（对此刘原家人表示严重质疑），有想趁着天下大乱借机恢复故国的，有想割据一方占地为王的，有想换取自由和回家的机会的、有纯粹就是看不惯赤露的、甚至还有干脆就是打家劫舍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流寇。

    这些力量虽然都与赤露为敌，但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目标却千差万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使是目标立场大致一致的力量，彼此之间也缺少人望、能力都足以服众的领袖人物（由此看来对王族和被俘的白军主要将领的果断处置包括让刘原全家“装死”，应该也有消灭白军为之团结战斗的精神支柱和偶像的考虑）。这些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军事行动上协调一致、密切配合，也就难免被红军各个击破了。

    不仅他们，外国干涉军也是各怀鬼胎：路德维希帝国是为了彻底解除露国继续与其作战的能力，消除两线作战的威胁，同时以露国的资源补充本国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不足与损失；亚瑟国是为了恢复和维护一个对本国和干涉国集团既依赖又合作的露国政权；弗朗西斯共和国是为了防止路德维希帝国利用露国的资源和干涉国援助露国的武器物资继续战斗，并企图在由露西亚帝国统治下恢复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尼轰国是为了攫取露国在远东地区的领土和权益；亚米利加国纯粹是为了和其他干涉国成员在行动上保持一致。

    所以，刘原之前想的“十八路诸侯”的比喻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社会动员力的差别。

    然而，新的一年——919年到来后不久，刘原却遇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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