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到1847年冬天，来了上百个“极北乐土之人”，那天早上，他们蜂聚似的来到我们的瓦尔登湖，好几辆大车上拉来了笨重的农具，比方说，雪橇、犁耙、条播机、铡草机、铲子、锯子、耙子等，每人捎上一把双股叉，像这样的农具在《新英格兰农业杂志》或者《农事杂志》上还都没有描述过呢。我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来播种冬天的黑麦，或者播种新近从冰岛引进的别的什么种子。但我并没有看到肥料，我揣想，他们会像我一样，觉得这儿土层很厚，休耕时间也够长了，大概只打算浅耕一遍吧。他们说，有一个躲在幕后的乡绅，想让自己的钱成倍往上翻，据我所知，此人资产大抵已有五十万了。如今，为了他的每一块美元上再往上摞一块美元，他就在这砭人肌骨的大冷天里，来剥瓦尔登湖的唯一的一件外衣，不，是它的唯一的一层皮呀！他们说干就干，有的犁地，有的耙地，有的开沟，一切井然有序，好像他们硬要把这儿打造成一个示范农场似的；不料，等我睁大眼睛，看看他们往沟里播点什么种子时，我身边的那一拨人冷不丁开始用钩子钩住这处女地的沃土，把钩住的东西猛地一甩，一直甩到了沙地上，或者说水里头了——因为那是特别松软的泥巴——一点儿没错，那儿的所有土地全是这样的——稍后装上雪橇就拉走了。于是，我猜摸，他们必定是在沼泽地里挖泥炭。就这么着，他们每天来来去去，伴随着火车头怪得出奇的尖叫声，来往于北极的某个地方，我觉得他们倒是很像一群来自北极的雪鹀似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时候，瓦尔登湖这位印第安女人也会来个报复：一个雇工走在他那一伙人的后头，不小心滑到了一条通往阴曹冥府的裂缝里头去了，瞧他刚才还是那么骁勇无比，刹那间只剩下了九分之一的生命；他的体温几乎消失殆尽，能到寒舍避难，他觉得真是喜出望外，而且还承认这火炉功德无量；或者说，有时，坚硬的冻土会把铁犁上的钢齿，不是给砸断了，就是让铁犁陷在沟里，不得不刨开冻土，把它刨出来。

    说实话，每天有上百个爱尔兰人，在北方佬监工的带领下，从剑桥来到这里开凿冰块。他们将冰凌切割成一个个方块，那方法是尽人皆知，毋庸赘述。这些冰块用雪橇拉到湖岸边，很快拖到一个储冰平台上，再用驮马拉的抓钩、滑轮和索具，对准排列齐整，像一桶一桶面粉那样，一块一块地码起来，赛过在给一座耸入云霄的方塔打下坚实的塔基似的。他们告诉我，说干得好的话，一天可以挖到一千吨，那是大约一英亩地的产出吧。你瞧，深深的车辙和固定支架的“摇篮洞”，在冰凌上如同在陆地上一样到处可见，这是雪橇在同一条道轨上来回滑动的结果，而驮马老是在挖成木桶似的冰槽里头吃燕麦。他们就这样将冰块置放在露天，堆成一个冰垛，高达三十五英尺，六七杆见方，在外面铺衬一层干草，与空气隔绝；因为即使不算是特别冷的风，照样能穿透冰垛，从而出现很大的裂缝，以致这里那里都支撑不住，冰垛到头来就会倒塌的。最初，这冰垛看上去很像一座巨大的蓝色城堡，或者说像瓦尔哈拉殿堂。但是，人们开始用粗糙的草皮去填塞冰块缝隙，外面披挂着冰霜、冰柱子时，它看上去倒是像一个历尽沧桑的、长满苔藓的灰白色废墟，原由蓝色大理石建成，亦即冬神的寓所，那个我们常在年历上看到的老人——是他的陋屋，仿佛他老人家打算跟我们一道消夏似的。据他们估算，这堆冰块里头有百分之二十五到达不了目的地，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会在车子上耗损掉。不管怎么说，这个冰垛绝大部分的命运与主人的初衷正好适得其反；因为，要不就是这些冰块不像预期那样好保存，里头含有比平常更多的空气，要不就是其他原因，反正这些冰块从来都到达不了市场上。这堆冰垛是在1846年到1847年冬天码起来的，估计储量一万吨，最后又覆盖了干草和木板；第二年七月间，盖子被揭开，一部分冰块取走了，剩下的暴露在骄阳底下，这年夏天和翌年冬天全都安然度过，直到1848年9月还没有完全融化掉。不消说，大部分冰块就这么着回归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的冰凌，像湖水一样，近看是绿的，但远看是蓝的，你一望可知，河上的冰凌是白的，四分之一英里开外别的一些湖里的冰凌，仅仅是淡绿的。有时候，从凿冰人雪橇上有一大块冰掉在了村里大道上，躺在那里个把星期，像一大块翡翠，引起所有过路行人的兴趣。我注意到，瓦尔登湖有一个部分，那里的水是绿的，但一结了冰，哪怕从同样的视角看去，它却变成了蓝色。因此，在湖周边的一些低洼地，有时候，入冬后积满绿幽幽的水，跟瓦尔登湖水一样，可是转天冰冻过后却变成了蓝色。说不定这湖水的蓝色和冰凌的蓝色，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光线和空气所造成的，而且，最透明的地方，色彩也最蓝。冰凌是沉思中最耐人寻味的主题。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些冰块在富来喜湖的冰库里储存已有五年之久，至今依然十分完好。一桶水缘何很快就会发臭，而结了冰，却可以永远保持甘美呢？人们常说，这就好比是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差别吧。

    就这样，我一连十六天，从我的窗口看到上百个人在忙活儿，像繁忙的农夫似的，成群结队，牵着车马，带上全套农具，如此这般的热闹画面，我们在年历的扉页上倒是屡见不鲜的。每当我凭窗远眺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云雀和收割者的寓言，或者播种者的故事，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传说。如今，他们全都走了，也许过了三十多天以后，我又会凭窗远眺纯粹的海绿色的瓦尔登湖水，湖水映现出云彩和树木，寂静无声地将它蒸发的水汽升上天际，一点儿都看不出有人在那儿流连的痕迹。也许我会听到一只孤独的潜水鸟在扎猛子和梳理羽毛时的喧笑声；要不然我会看到一个孤独的渔夫，驾着一叶小舟，他的身影映现在水波里；可是不久前，上百个人还在那儿万无一失地忙活过呢。

    因此，看来在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以及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那些热得喘不过气来的居民，好像会在我的水井边啜饮呢。清晨，我才智飞灵，沉浸在《福者之歌》这么令人惊叹的天体演化的哲学里，自从这部经典问世以后，圣贤们的时代也早已逝去；相形之下，我们近代世界及其文学似乎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我怀疑，那种哲学是否仅仅涉及往昔的生存状态，它的崇高风格离我们的理念又何其遥远。我放下了书本，走到我的井边去打水，可是，我的天哪！我在那里遇到了婆罗门教的仆人，梵天、毗瑟拿和因陀罗的僧侣，此人还打坐在恒河边上他的寺院里念《吠陀经》，要不然就带着他的馅饼皮和水罐，栖息在一棵大树底下。我遇见他的仆人过来给主人汲水，我们的水桶好像在同一口井中碰在一起。纯净的瓦尔登湖水，已经和恒河的圣水掺在一起了。乘着顺风，这水波流过了亚特兰蒂斯和赫斯珀里得斯这些传说中的岛屿，像汉诺环航似的，漂过德那第岛和蒂多尔岛以及波斯湾的入口，在印度洋的热带风中汇合在一起，最后在亚历山大也仅仅听说过的一些港口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