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谈。

    首先是“当医生”这件事。

    台湾人说：“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

    “当医生”这件事，对台湾人有着独特的意义。

    在任何开发或未开发国家（或地区），想要短时间致富，最主要有两个途径：

    从政（从有权到有钱），从商（从有钱到更有钱）。然而台湾人从日据时代的异国阶级统治，到国府迁台后的威权统治，领导阶级几乎以近亲繁殖封建式的存在。经过了日据警察式高压统治，以及日后的白色恐怖，“从政”几乎和“搞革命”划上等号。对一般民众而言，政治几乎是禁忌。挑战禁忌的成本可能是自身加上亲朋好友的生命及前途。而从商一途，尤其在封闭独裁的社会，不仅受限于商业成本（还包括贿赂各层官员的成本），人脉背景，加上台湾以中小企业为商业根基，家庭色彩浓厚。所以支持社会进步最主要的动力：“中产阶级”，在当时的台湾是非常脆弱幼小的一层。基于安全和能力的理由，读书人纷纷投入以为农及医为主的专业。以农业改良为实业，可以造福广大处于饥饿边缘的社会人口，这批人因受用于政府（喂饱百姓是稳定政府的第一要务），成为日后台籍从政的主轴。而以医为专业，一则实现济世之理想，二则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享有清誉。由于医师因为普罗大众紧密结合，在台湾的历史发展中，虽鲜少为达官显贵，但往往成为中产阶级的领导者。早年台湾社会仍属贫乏，医师同时具有专业及财富，领导社会，接济贫困之事常为社会美谈。所以早年闻名台湾社会的医师，一方面是医学上有贡献（热带医学，毒蛇研究，公卫发展），另一方面就是领导社会运动领导者，如蒋渭水等革命英雄、社会烈士。

    只是“英雄”、“烈士”，总是天地不仁，社会野蛮的象征。

    直到近日，二十一世纪，一百多年来，台湾的青年才俊投入医界的比例，相较于美、日，仍是高得惊人。学医，当医生，几乎等同于求学的第一志愿。即使在健保制度的冲击下（年轻人还不了解前线情况），仍有大批家长鞭策其子女进入医界。这也是台湾的医疗水平能够持续维持一定水平的主要原因。

    再烂的制度，也要有人才撑起来。

    那医师四十岁呢？

    承如之前所述，一个年轻人依照时序完成义务教育，高中、医学系教育，取得医师执照，当兵，会在二十七、二十八岁左右进入医院担任住院医师工作。到了四十岁左右，约是第六年（外科体系）或第八年（内科体系）的专科主治医师。在专业上，是具有足够经验，工作体能，成熟技术的专业主力。或许只是担任低阶主管，但是教学、业绩、行政等工作，却不断落在身上！他们，常是院内熟男群中最忙的一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