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了在重点班待了小三年，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想我应该是瘦死的骆驼里最接近马的。&29378;&20155;&32;&21715;&35498;&32178;&936;&969;&936;&12290;&120;&105;&97;&111;&115;&104;&117;&111;&65287;&107;&114;

    中考成绩一出来，我们班标准分上七百分的就有十来个。当时的中考成绩是基于原始分五百分，按市里排名换算成标准分最高九百分，全市第一独占九百分，往下就像分蛋糕，人越多分到的越少。

    没记错的话我考了五百九十六分，放在普通班似乎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要知道要考上最好的深圳中学之类，六百七十分已经绰绰有余，但是放在重点班你什么也不是，正数没你，倒着数很快就到。

    填报志愿的细节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填完志愿的那天晚上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想些什么，没什么高兴也没什么不高兴，只是脑袋里乱糟糟的。

    录取结果出来了，我被第二高级中学录取，虽说也叫“高级中学”与全称的“深圳市高级中学”差了两个字，排位就差了近十名，但还算是市直属“重点学校”。

    暑假期间我搬了家，从福田区辗转到梅林关，疯狂玩了两个月“天龙八部”之后才想起去看学校。坐车来到学校才发现这地方如此的偏远，在南山区工业园的旁边，四周放眼望去五百米没有人烟更没有商业气，说是鸟不拉屎也不为过。

    学校很新，当时建校不到五年，学校内部还有一栋艺术大楼正在建修，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混杂着工地的尘土味，吹开了我的高中生活。

    九月一号，新生报到的日子，家长们大车小车带着大包小包，新生们在父母的簇拥下陆续进了校，找到宿舍楼。我妈嫌铺盖卷太大，也跟了上来，在宿舍楼下稍作停顿，我把药箱拿了出来。此处提一下，由于我是晚生，身体素质比一般人差一点，我妈又是中医出身，所以凡是出远门都是药不离身，此时更不必说，我硬是把一个小型医药库带在了身边。

    “同学，要帮忙吗？”起初我被这洪亮的一嗓子惊了一下，抬头一看对面宿舍楼上下来一个男老师，“这是自己带的药箱啊？”我点点头，谢过这位老师的好意，自己上了宿舍楼。后来我知道那是学生处主任。

    进了六楼的宿舍，六人一间，有个阳台，还比较宽敞。和未来的宿友们打个招呼，收拾了衣柜和床，就此告别父母和家一周。

    宿友在此不太好分类，只是写出别称。一开始玩的很好后来闹翻，和我同初中且来自另一重点班的文兄；来自东北齐齐哈尔的少年谦儿；沉默寡言语出必惊人的欧哥；小清新加小邪恶的跃ｂｏｙ；足球小将超哥。这就是我在高中第一年的宿舍。

    我被分到了十四班，有个所谓的开学考试，也分了几个所谓的重点班，不过听说很大程度是为了应付条子生和高价生。

    班主任海哥是历史老师，总是给人一股热血青年的感觉，不论是上课还是下课。由于高一没有分文理科，每个人都要面对除语数英之外的六科——政史地和理化生，九科的书和练习册摞起来高度够得着女生的腰。

    分文理科这东西确实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表面上看起来一刀切，理性思维强去理科，感性思维强去文科，实则不然，有的人理性思维强但是确实喜欢去读和分析历史，有的人感性思维强却接受不了政治和经济强大的逻辑性。高晓松在清华读了几年电子工程发现不行就转去学了导演，但很难想像在高中阶段就把人分成两类，如果一类男人一类女人那无可非议，可惜还有一类文科一类理科。

    于是很容易地，在高一阶段许多人听说分科就开始有选择性的“上课”。第一个学期大家认认真真地学完了一本书，结果发现考试题目和书上写的难度相去甚远，有些科目完全掌控不了。于是到了第二个学期，大家纷纷只带着耳朵去听文科或理科的课，偏科就在这个时候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