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事情，坚持说两遍就够了。&29378;&20155;&32;&21715;&35498;&32178;&120;&105;&97;&111;&115;&104;&117;&111;&46;&107;&114;

    一个人最早接触的，最系统的训练，对他的影响也最大。

    我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接触羽毛球，起初是家里为了培养孩子的爱好填报了一个兴趣班，就设在小学不大的体育馆里——每周末两次，一次三小时。

    起初的训练比较枯燥和辛苦，大致是练习一连贯的击球动作，再依次重复其中每一个动作数百次。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高远球的击球动作训练，教练让我们这帮孩子排成一列，每个人做出标准的击球预备动作，然后跟随着口令统一挥拍，收拍，挥拍，再收拍，就这样重复大约三百次。

    直到这个动作给生理和心理上带来足够的刺激，永远地烙在一个人的本能里为止。

    以至于从那以后我抬头看天，眼前都常常会浮现一个羽毛球飞来的景象。

    最初陪伴我的还是一把迪卡侬牌的蓝色球拍。

    到了高年级，兴趣班的课程也结束了，家里提议继续培养我这个爱好，于是便给我报了一个校外的训练班。

    训练班很远，当时只能坐几十分钟公交过去。

    多利是我小学时代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和球友之一，从兴趣班开始就和我一起打球训练。不例外的，他报名了同样的训练班，每周和我结伴往返于居住的小区和益田村。

    训练班自然要比兴趣班训练强度大得多，几乎每周都要绕着操场跑个七八圈，然后进体育馆开始训练。内容不外乎是前后场的走位，各种场位的接发球，以及最痛苦的高远球车轮战。

    所谓高远球车轮战，就是教练在场地对面轮番向这边发球，一队队员排成一横排，依次跑位上前把教练发过来的高远球接回去，然后循环往复，直到有人漏接或者击球出界为止。

    而这个失误的队员也要受到一点惩罚：男生做十五个俯卧撑，女生做十个。

    就算是失误比较少的人，一轮下来免不了做上三四十个俯卧撑，即便做到最后的几个已经不能再称之为“俯卧撑”。

    所以我们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撑大地”

    另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每次训练开始前都要做的“整球”。

    “整球”就是一队人围坐成一圈，教练搬来一箱羽毛球，倒在圈子中间，然后每个人负责自己面前的一堆，把羽毛球一个套一个地摆成一列，每列九个。

    不知为什么，我记忆中的益田小学永远都是夏天的绿色，一排排的榕树上总是有知了在鸣叫着。

    我中学时代之前对羽毛球的记忆到这里就结束了。

    后来上了初中，体育活动相对多了起来，打羽毛球的次数也就减少了。但是每个星期我还是会背着我的“胜利”牌球拍袋，在某一个下午跑到体育馆里约上同学或老师打上几个小时。

    那时我还没有什么球拍是“好拍子”的概念，只粗略地知道“尤尼克斯”和“胜利”都很出名。

    也是在刚进初中的时候，家里的亲人送了我一把真正意义上的球拍——一把“胜利”牌的黑色碳素拍。

    我对初中年代的羽毛球记忆有些模糊，但是我仍然记得每一次在球馆里打完之后汗湿的校服，从头到脚像被浇了一盆水，湿淋淋的。

    再后来，上了高中。

    高一的时候我没有打过几次羽毛球，原因是某一次班里男生打篮球的时候，有个哥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运球奔跑中的我撞了过来，结果就是他被撞得倒退三米，而我也被撞得一个趔趄摔在地上，我的右膝盖里立刻传来一声轻响。

    最初几天的反应是膝盖止不住地剧痛，而我也只是当成一般的扭伤去处理：贴片膏药，热水敷敷。

    直到第三个星期还不见好转，膝盖反而愈加疼痛，已经到了行走和蹲下都十分困难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不好。

    去了医院，医生看了之后摇了摇头：做个核磁共振，拍个Ｘ光片吧。

    一系列检查之后，医生指着胶片上的阴影说，我的右膝半月板有三级撕裂现象，同时还伴随着韧带拉伤和膝盖关节积水。

    我问医生三级是个什么概念，医生说这种撕裂伤一共三级，你这是最严重的一级。

    我又问医生这种伤能自行痊愈吗，医生摇摇头，说半月板属于软骨组织，一般人一辈子只生长一次，几乎不可嫩自行愈合，如果不开刀摘除的话就只有通过手术缝合。

    我经历过几次绝望的感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我知道这种感觉又到来了。

    摘除了半月板就意味着我成了残疾人，但是做了缝合手术之后就意味着数月无法正常走动。

    最后我还是没有选择动任何手术。后来家里人从老家寄来了不少专治关节损伤的中药膏，据说我小时候曾经摔裂过右臂骨头，最后贴了这种药不久就痊愈了。

    于是我就把这种药带去了学校，连带着的还有几个护膝。

    当时我住在六楼，每天下楼上楼都成了最大的问题。幸好宿舍楼装了一部电梯，我就向学校申请了刷卡乘坐的权限，每天坐电梯上下宿舍楼。

    但是上下教学楼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教学楼的电梯只供教师乘坐，所以我一般都是由几个同学扶着上下教学楼。

    曾经有一次我和小贤赶时间坐了一次教学楼的电梯，电梯在二楼打开了，一个男教师走了进来。看到我们之后，这位人民教师面露凶相，伸手挡住了准备关上的电梯门，厉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坐属于教师的电梯。

    我刚要张口解释，旁边的小贤先我一步解释说，这个同学腿受了伤，不能走楼梯。

    于是这位人民教师便来了脾气，大声呵斥着要我们出示证据，似乎在宣示属于教师的乘坐工具神圣不容侵犯，但他的喊叫声使电梯四周很快围满了同学。

    我强忍着怒火告诉这个老师说，如果需要证据可以放开电梯门，随我到班里去拿我的诊断报告书和病历。

    结果这名老师表示他懒得上楼看我的诊断报告，只承认现在能拿出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