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环顾了一下，发现我的组员们都不在这间教室里。

    自从社团课变成了这种形式以后，有人选择了低头玩手机，有人选择了坐在教室后排写作业。

    更多的人选择了缺课，直到永远离开。

    恍然几个月，我的小组从十几个人倏地变成了我一个。

    力铭觉得一个人干后期太烦，翘课不来了；蔡二组长因为学生会工作太忙，就一心顾着那边去了；凯跃觉得篮球比单反更吸引自己，就跑去打球了；泽岩被合唱团的婷妈强行挖了墙角；思琪选了别的社团也就退社了……

    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在周三的下午跑去上社团课很傻。

    又过了两个月，电视台转来了许多传媒生。

    这个时候，我决定重新集合出一个组。

    从宿舍里拉了Ｂ超加入之后，我跑去找了力铭。

    “帮我个忙呗。”

    “你说，能帮的我都帮。”力铭很干脆。

    “你走了，我就没了后期。”我笑了一下。

    “所以我想拜托你帮我培训个新人。”我提到了Ｂ超。

    力铭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我知道电视台给他留下了太多疲劳的回忆。

    Ｂ超加入之后，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某一天夜里，我正在宿舍阳台洗衣服。

    班里的润宇突然跑来我们宿舍：“苏爷，你是电视台的吧。”

    我晾着衣服，一边“嗯”了一声。

    “我有个同学想找你拍个微电影，我啥时候拿剧本给你看看？”

    我怔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第二天我手里就出现了一份校园微电影的剧本。

    这份剧本的主人叫李柠，是一个有着电影梦的理科小哥。

    后来他加入了电视台，成了我们组的另一个成员。

    可是男女组员的数量总得平衡。

    幸好我的老组员梓萌成了传媒生，她也回到了电视台。

    后来我又邀请了和我关系不错的主持部小花旦滕絮，当时她也想走传媒路线。

    再后来，在一次社团课上，又有两个传媒女生主动加入了我的小组。

    我的小组人员又渐渐扩充了起来。

    至于摄像，我的老舍友谦儿是个玩单反的好手，也帮着电视台拍过不少东西，他自然就成了我的场外助力。

    前后数月，费了不少心血之后，我重组了小组。

    可接下来却是无期限的停工。

    自从停止了校园新闻的拍摄，每周四的晚上便开始放映一些艺术片或者广告片，唯一可供我们拍摄的只有一个影视介绍系列的节目。

    然而这个系列的节目也成了传媒生们练手的唯一项目。

    另外两个完全由传媒生组成的小组自然就包揽了这个节目的制作，而我们组得到的只能是“自己想办法”。

    这时候，高一新进的社员们也纷纷组成了小组，开始熟悉台里的一切。

    高二的下学期，我放弃了正台长的竞选。

    或者是说，我觉得自己终于开始和这个社团里的一切有了距离。

    以往没事或者学习累了的时候，我常会跑去演播室里休息一会，靠在椅子上放松一下。

    但是渐渐地，我开始不去演播室了，因为里边的人我渐渐都不再熟悉。

    “副台来了？”

    我忽然有些语塞，不知怎么与里边的人对话。

    后来，社团课上我开始写起了数学试卷和语文题。

    虽然大家都坐在教室里，人也还是那些人。

    但我知道，我的小组又一次散了。

    很快地，临近高三了。

    老社员们很快将要退休，又是一届新人。

    学习的紧迫不再允许我们有除了学习之外的课堂时间。

    社团课让位给了自习课。

    再后来连自习课也变成了语文课，英语课和数学课。

    我开始怀念那一年刚进电视台的日子。

    老白和思彤成了台长之后又成功地牵起了手，老白的后期技术永远是那么牛Ｘ；当时已经高三的老谭领着我们在艳阳高照的中午拍完了广播站的招新宣传片，诚智还是那么会开玩笑……

    我想，也许勒庞在他的书里料到了群体无穷的力量和无数的阴暗面，但他恰恰忽视了它的脆弱。

    一群人，就算为了相同的目标，有着相似的爱好，也终会在某一天四散分离。

    那一天来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根本来不及去化为回忆。

    我们这代人有不少带着遗憾的记忆都被迅速生长着的试卷和书本纠缠覆盖，最后永远或暂时地被埋在某个地方。

    加入电视台第一年，元旦前一周的时候，台里全体成员被召集到艺术墙的前面，每个组挑一面墙拍摄一个小视频，表达元旦祝福。

    当时我们组十数人还特意摆了个造型，还喊了几句话。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们几个把组里体形最小的凯跃架在空中，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条棕色的大围巾。

    大围巾就这么迎风飘啊。

    飘啊。

    没人记得它飘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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