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已经有三十几户人家，房屋大小不齐，横竖不直，新旧不一，前院子和后园子大小、板杖子高矮也都差别很大。

    大树趟子西边，住着哈尔滨来的移民户，前后五排新盖没几年的土坯草房整整齐齐的，门前可以跑大马车，前院和后园子大小也一样，规划的井然有序。这是后来生产队花大半年时间，专门给哈尔滨移民盖的，也有三十多户人家。

    大树趟子把六合屯原居民和后来的哈尔滨移民很自然地隔开，屯东头原居民管他们叫“西头的”，或者叫哈啦滨来的；屯西头哈尔滨移民管坐地户叫“东头的”，或者叫“臭糜子。”

    “西头的”、“东头的”成了一个屯子两拨人本不想干又重组结合，互相之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称谓，谁都可以接受。

    屯东头靠中间，东大岗包的制高点上最大的院落就是老王家。

    王家的房子又高又大不说，而且还是红瓦挂顶的。土坯墙顶着个大红瓦屋顶，显得不伦不类的，在当时的北大荒很少见，当然，有它自己的道理。

    王有德老了，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他眼睛不花，腰板也不弯，只是耳朵偶尔有点背，上下牙齿拢共剩下三四颗了。

    无情的岁月和繁重的庄稼活，已经把他砥砺成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老喽，人老裤裆松，干啥啥不中，吃不几年人饭了。”

    老人自言自语。拄着拐杖，依然大步流星，三步二步来到院里，扶着老榆树，躬腰坐在自己坐了四十多年，已经磨得黝黑铮亮的青石板上。

    走急了，多少有一点气喘，但是，你自己说，这辈子什么时候慢吞吞的走路来着。他颤悠悠地转过身子，一把抓起边上的烟笸箩，发现里面没有卷烟纸了，抬头冲着屋里喊道：

    “二改子，给太爷把今个儿的黄历撕下来，太爷要卷一支“蛤蟆头”（一种关东烟）抽。”

    片刻，一个扎着俩个羊角辫，六七岁的小姑娘应声跑了出来，她就叫二改子，王有德老人的重孙女。

    “太爷爷，你说的是日历牌，不叫黄历。”随手递上一张刚刚撕下的当天的日历纸。

    “叫日历也好，叫黄历也好，太爷我还能不知道。可我打你这么大小起，就管它叫皇历了，皇历皇历，那时候大清国正儿八经地有皇帝呢…说老黄历干什么，你先别递给我，给太爷念一念。”

    一想起老年间的往事，不油想起自己当年在老家误伤邻居致死那件事。都过去多少年了，仍然历历在目，仍然耿耿于怀。隐约有些负罪感，怨谁呢？都是老家那个穷地方地少人多惹的祸。

    “我不念，我会念字你该不让我上学了。”

    “这咋说的，我重孙女小脑袋瓜就是好使，跟我玩心眼，得上学，别跟太爷似的，巴掌大的字认识不了一土篮子，没文化啊，只能爬一辈子地垄沟。赶明个让你爹把小学校韩瞎子—韩先生，你们都管他叫韩老师那个，把韩瞎子大侄子给我找过来，我跟他念叨念叨你去念书的事。”

    二改子当然认得韩瞎子了。听太爷的话，自己上学有门了，高兴的跳了起来了。大声念道：

    “公元一九六×年六月九日，农历什么什么年……下面我不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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