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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南非通史》，作者：郑家馨，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光荣的反抗史

    科伊人是南非第一个作过英勇抵抗而终遭灭亡的民族。八.他们最早的英勇抵抗曾部分地改写了南非早期历史（西方有个别史学家曾错误地认为科伊人对殖民者“未作什么抵抗就退出历史舞台”）。1510年3月1日，葡萄牙首任印度总督阿尔梅达（f. almeida）卸任返葡途中，经好望角，上岸劫掠，遭到科伊人反击。阿尔梅达被杀，150个随从几乎被全部歼灭。从此，葡萄牙人对好望角视若畏途，这种畏惧心理成为葡萄牙长期未把开普港开辟为葡船停泊点的原因之一。1659—1660年和1673—1677年，科伊人在部落酋长的领导下，同荷兰殖民者进行过两次“科伊—荷兰战争”（史称“霍屯督战争”）。科伊人采取山地游击战方式进行骚扰袭击，迫使开普殖民据点的农事陷于停顿。荷兰总督范· 里贝克在两年的游击战争中陷入穷于应付的狼狈境地。受到沉重打击的公司雇员和自由市民胆战心惊，有半数人迫不及待地打算搭乘过境船舶回荷兰。但这两次战争中科伊人的牲畜和土地也受到严重损失。此后，由于牲畜贸易和殖民者的不良影响（性病等流行），科伊人的政治经济结构受到严重侵蚀和破坏，部落逐渐瓦解，越来越无法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那些剩下的科伊人失去了牲畜，重新过上狩猎生活，以小股和单兵的形式，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对公司的“牲畜贸易远征队”和白人农场不断进行袭击和骚扰。这些零星分散的抵抗虽历时甚久，却未能扭转科伊民族衰落瓦解的颓势。

    准备移居到另一牧场的科伊人

    科伊人的历史颓势

    单纯游牧经济在南非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迫使科伊人常常赶着牲畜离开原来的部落，投奔牧草丰盛的另一个部落。造成部落结构的极端松散。如果没有外来殖民者的袭扰和干涉，它仍然可能如同过去千百年一样地生活、生存下去，循环反复地间隔一定时期就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作一次相应的调整。但荷兰人彻底打散了他们的部落结构。以往，某一位部落酋长拥有大量牲畜，他可以用租赁牲畜等方式吸引大批部众归附，以此维系部落的组织。17世纪以后，当酋长由于在贸易中过多销售牲畜和遭受殖民掠夺而彻底失去牲畜和土地时，他们就失去了维系部落组织和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 .失去了牲畜、土地和部落组织的科伊人到处流浪，衣食无着，给布尔农场主无偿提供了大批劳动力。有一个名叫贾格布斯· 奥弗利的布尔农场主竟役使了整个村寨的科伊人。大部分科伊人已一无所有，农场主把失去部落组织、仍生活于故土的科伊人沦为农场终生的稳定劳动力。这些实际上已经变为农奴主的布尔农场主主要依靠超经济强制手段，利用“饥饿的威胁”，把“主仆关系”的枷锁“套在失去生计的科伊人身上”，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一般只给他们一些马铃薯和牛羊下水，聊以充饥，维持着不致饿死的生活。在殖民地初建时，布尔人不可能把科伊人整批地沦为牧奴，因为科伊人有自己部落的纽带作为后盾，可以跑回原部落或投靠另一部落。在科伊部落纷纷瓦解以后，18世纪的布尔人依仗殖民地基础业已巩固，便无所顾忌地把失去生计、无依无靠的科伊人沦为牧奴。农场奴隶主把科伊牧奴当作会做工的牲畜（极其恶毒地诬称其为“人形牧羊犬”），擅自审讯、毒打，限制人身自由，敲骨吸髓地剥削他们的劳动成果。科伊牧奴在所有奴隶中成为最悲惨的一个阶层。

    民团中的科伊神枪手

    科伊民族的灭亡

    18世纪，残存的科伊人部落不稳定的经济和日渐凋零的人口，又遭到白人移民带来的两大灾祸。1713年，从停泊桌湾的欧洲船舶上传来的天花，袭击了毫无防治经验的科伊人，当时牛痘尚未发明，中国的人痘接种法尚未传入南非。科伊人人口死亡过半，有些部落名称从此湮没无闻。1755年的牛瘟又夺走了科伊人仅剩的牛群，赤贫的科伊人四处逃荒。一部分科伊人逃往东部，与居住在科萨人邻区的科萨—科伊混血部落融合。另一部分科伊人，主要是科伊混血种人—格里夸人渡过奥兰治河迁往北岸地区。只有小部分科伊人早先由酋长率领迁往今日的纳米比亚，在纳马人中保存其残余的部落组织和少许的科伊人文化。在西开普地区幸存的科伊人，部落组织已荡然无存，全部生活于开普镇和白人农场中。到1805年，南非境内科伊人只剩下20 006人。19世纪以后，在南非境内的科伊人已不能称之为民族了，这个南非最古老的民族已经悲惨地消亡了，只在有色人种中留有他们的血脉后裔。

    长时期生活、劳动在开普城镇和白人农场中，科伊人仆役、牧奴同黑人奴隶和少数白人大批地混血（白人殖民者强迫或诱使科伊女人非偶同居），形成了今日南非庞大的有色人混血集团的渊源（这个集团的形成极其复杂，此处不拟申论）。 .这个人种集团基本上采用欧洲人的语言、宗教甚至生活习惯，失去了科伊人的特征。

    失去科伊人特征的“科伊人”还陷入更加悲剧性的命运。他们在促使其他科伊人消失的过程中起了“自毁长城”的作用。西方殖民者充分利用科伊人四分五裂的弱点，施展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伎俩，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逐个消灭他们：殖民当局招募“忠诚的”科伊人当兵（或加入民团），让科伊人打科伊人。布尔人在“剿灭”东部非洲人的民团中往往使用配置了火器的科伊仆役，其人数还超过布尔人。这些既擅长骑乘又熟悉地形的科伊仆役利用火器，在后来与东部科萨人的作战中，成了殖民当局的一支“王牌部队”。

    “边界”不断向东延伸

    随着科伊民族在南非境内逐渐消失，以及布尔人向北、向东扩张，厄运降到了桑人 [1] 和科萨人头上。第三次商业战争—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英法在印度展开激战。1758年法国舰队驶进桌湾搜求供给，开普全部库存肉类售罄，大批牲畜以高于定价4倍的价格卖给外船。七年战争终以英国在美洲、印度等多处胜利而告结束。此战成为英国建立海上霸权和殖民帝国的标志。18世纪70年代，停泊开普港的船舶继续猛增，80年代年均泊港船舶达160艘，每年仅供应外船的活羊就需要两万头以上。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舰队在开普驻扎两年（1781—1783），消耗大量肉类，牲畜贸易成为最赚钱的生意，布尔人牧场的牲畜严重供不应求，早已脱销。18世纪中叶，荷兰商人已越过松达赫斯河，进入大鱼河谷地，搜购科萨人的牲畜；东印度公司也派官员到加姆图斯左岸的科萨人住地采购牲畜。由此看来，开普土地扩张的促进因素既要从开普的经济生活的逻辑来分析，又必须考察当时的国际经济关系。商队不断带回消息：加姆图斯河以东地带是南非水源最好、牧草最丰茂的土地。于是跟随商队东去的足迹，布尔农场主纷纷涌进加姆图斯河流域及以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