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所说的“封建”是指英文feudalism的原意，即西欧封建时代那种分封式的世俗君主制和封建主与农奴共存的社会制度。（英语feudalism（封建制度）一词在西方是19世纪出现的，从词的形态上说，它是由feudal加后缀-ism合成，feudal是形容词，意为封建的、领地的，来源于拉丁语feodumfief（领地）一词。）中国著名的欧洲中古史专家马克垚总结西方关于封建制度的定义，一共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二、形成了与封君封臣制度相适应的封土制度；三、中央势力衰落，各封君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马克壵：《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实际上，西欧的大多数封建主都是在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中产生的，他们跟国王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只有一部分是从大的封建主里分化出来的。所以西欧封建王国事实上是一种政治体的联盟。

    实际上，汉语“封建”的原意也是“封邦建土”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封建制”一词一般用来指夏商周的制度，以和秦汉以来的“郡县制”相对应。可以说，以汉语的“封建”来对译feudalism，无疑要算近代从日本引进的社会科学诸名词中比较贴切的一例。在中国的制度发展史中，至少商周（西周）两代，属于封建制，其政治与社会制度，与中世纪的西欧有相似之处。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基本上是城邦国家的联盟，其中有一些城邦与宗主关系较近，而其他一些则与宗主是暂时的羁縻关系，一有机会，便会取而代之。中国的封建时代是汉民族成文史的开始，也是具有明确内涵的政治史的开始，故在此以“封建”划线，以前封建和封建时代的构架来介绍制度史的开端。

    第一节前封建时代

    如果把政治理解为族群之间的交往和争斗以及族群内的公共事务，那么在国家产生之前，也可以有政治，但我们一般还是把政治视为国家产生以后的事情，而将国家出现前原始人的事务交给人类学家去处理。鉴于此，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开端，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其次我们还将讨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和过程。

    一、国家起源的假说

    国家起源的学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契约说、冲突说、贸易说、水利灌溉说、战争说和圣人造福说，下面简单分述之。

    1．契约说

    这种说法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处于自然状态，为了避免自然状态的混乱和生活的不便，人们自动在某种契约下集合起来，形成组织，组成国家和政府，将自身的权力让渡给国家。霍布斯是契约理论的最早阐述者，洛克和休谟完善和丰富了这种假说，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为了维护人们的私有财产权，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让渡的，也可以由人民来收回。契约说的核心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可以沟通和合作的，由沟通和合作，通过达成契约，产生了国家。

    2．冲突说

    冲突说强调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冲突，由冲突导致了强制。冲突说的最早萌芽是卢梭，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在国家产生之前，人已经分为穷人和富人，富人为了结束由于财产占有不公平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创建了国家与政府，使之为富人服务。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将这种冲突说强化到了阶级斗争的境地，认为人从原始社会走出来，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剩余的出现，结果社会分化出了阶级，一个阶级可以占有另一个阶级的产品，为了维持这种状态，于是产生了国家机器，因此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3．贸易说

    这种假说认为，在历史上，某些地区必需的生活资料需要从其他地区获得，而组织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必须有完善复杂的组织，同时，人类的发展势必导致社会的分工，于是对生产和贸易活动的组织需要促进了国家组织的产生。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人类学家，比如威廉?拉思杰、亨利?赖特和格雷戈理，约翰逊。

    4．水利灌溉说

    魏特夫在他的名著《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起源于对大规模灌溉工程的组织和管理的假说。他认为，东方国家往往起源于居住在大河流域的农业民族，而灌溉是这些民族的生命线，修建大规模灌溉工程，往往需要复杂的组织和强力的控制，所以，东方国家往往是专制主义的。

    5．战争说

    这种假说认为是战争产生了国家。在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部族中间，必定存在资源的争夺，而农业和非农业部族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大到不可避免。无论是防止外敌入侵和掠夺，还是进一步获取资源，都要完善自己的组织形式，强化武装力量，所以，战争才是国家产生的根源。

    6．圣人造福说

    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跟现代的国家概念有所不同，但作为某种规模的社会管理组织的意义是近似的。只是，中国人眼里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是王权性质的。但为什么会从一开始就有“王”，人们为什么服从王，是因为出了圣人，圣人给人们带来了福祉。持这种说法最典型的是韩非，他认为，上古时代，圣人有巢氏和燧人氏给人民带来了巢和火，所以人民服从他们，他们因此得以“王天下”。

    六种假说其实都有各自的道理，虽然契约说在今天的人看起来理想色彩过浓，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的影子，至少，作为市民社会的发祥地的中世纪城市，就曾经跟欧洲的王国订过契约。历史是复杂的，国家产生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因地区、文化、民族的不同，甚至因情势的差异，导致国家起源的因素也就不同，比如，中国国家的起源，是许多复合因素成就的，有战争、有灌溉，也有经济发展和阶级分化的原因。

    二、中国的国家起源

    中国一向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古代的算法，往往是从三皇五帝说起，或者从黄帝说起，这种说法固然令人振奋，但作为信史的依据却比较含糊。事实上，中国夏以前的（包含夏）历史，多与神话传说搅在一起，未免令人真假难辨。所以古史辨学派有古史“层累造成说”，认为越是远久的古史，其传说形成的年代就越近，实际上否定了中国远古史的可信性。（参见顾颉刚：《古史辨》，北平，朴社出版，1926。）然而，全然以文字记载为依据考察历史，也失之武断，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的历史就只能从甲骨文算起（殷商），这显然难以让人信服。因为甲骨文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了，我们不能说还没有发现比较成形的早期文字，就认为甲骨文以及相应的殷商史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从考古发现来看，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明远不止五千年，那里发现了许多距今超过五千年的有着宫殿陈迹的城垣遗址，以及大量的石、玉、青铜出土文物。虽然缺乏文字依据，我们还不能将这些考古发现与传统的炎黄传说完全对应起来，但过去的文明毕竟存在。况且，从世界各民族的史前史看，很多民族都存在过一个早期的历史与神话传说混合的时代，载于《旧约》的希伯来民族的传说和载于《荷马史诗》的古希腊传说，经后来的考古证实，都有一定的可信性。中国古史传说与神话纠缠不清，也是古史特性使然。到今天为止，古史传说形成的过程尚不清楚，古史辨派所谓越古的传说形成年代越近，只是就我们现在所能确证的古籍而言，再近也都是先秦的事了，而先秦的很多古籍，在古史辨派盛行的时代，还基本上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只是在今天陆续的考古发现中才露出了端倪。（参见李零：《郭店竹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所以，我们制度史的开端将追溯到殷商以前。

    2．从“国”字谈起

    “園”字，开始作“或”，意为荷戈守卫着土地人口，实际上是指有着固定居住人口的城邦，在古代，没有城垣就谈不上国。事实上，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确发现过一批距今5000年到4200年左右的由夯土或者石头垒成的城邑遗址，规模从数千到上百万平方米不等。如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村、临淄旺村、阳谷景阳冈、登封王城岗、辉县孟庄、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安阳后岗、天门石家河、江陵阴湘、石首走马岭、澧县城头山等。城邑遗址有大有小，说明当时城邑国家有规模差异，某些小的城邑可能依附于大的城邑。（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一篇，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而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淮南子?原道》）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早期的国家也是城邦制的。对于我们先民这样的农耕民族来说，在比较合适农耕的、有着较大面积平原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很容易发展起大规模的聚落，这种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形成的聚落，对提高农业和附带的手工业与畜牧业的生产，无疑具有莫大的好处。聚落的发展，往往会形成以一个中心聚落为核心的聚落群，或者是一个氏族的扩展，或者是诸氏族的联盟。本来就具有寨沟等防御设施的聚落，再发展下去，就形成了高墙深沟的城邑。

    2．中国国家起源的脉络

    在这里，国家的起源实际上有三条交互并行的脉络；一是随着部落的发展，使得氏族成员内部产生分化，某些强武和掌握巫术的氏族或者氏族首领逐渐占据了聚落的权力中心，而生产的发展，又使得这些人拥有更多的剩余财产，形成贫富分化。二是随着社会制度的进化，氏族制逐渐瓦解，被宗族制取代，军事与宗教贵族开始形成，富裕和握有权力的家族开始将权力世袭化，依权势的大小形成权力金字塔的雏形。三是频繁自卫和扩张战争的需要，拉动了动员和从事战争的机制的建设。作为农业部族，必须强化自身的防御体系才能确保不受其他部族，尤其是游牧部族的侵袭，而自身的不断扩张，才是抵御更大规模入侵的保障，在这里，战争的动员和组织力往往是决定一切的。战事越是频繁，那些军事贵族和宗教贵族的地位就越是突出。国家的产生，阶级分化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前因，但绝非唯一的因素，国家也绝对不仅仅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城邦国家的低阶层的民众而言，国家机器固然压迫他们，但也起到了保护他们的作用，他们对于国家归顺和臣服的意向，显然比叛逆之心要大得多，因为在那个时代，脱离了城邦保护的家族和宗族都是无法生存的。

    传说中的羿的故事，是很典型的军事贵族传说。羿善射，他杀死了七种危害人的巨兽和蟒蛇，得到了人民拥戴。人们还传说他射掉了使大地久旱的九个太阳，使生活恢复了正常。这实际上是说军事贵族通过武力得到了部落的权力，又运用这些权力，领导人们抗旱，使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

    三条线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两大流域城邦国家联盟的出现，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黄帝对炎帝的吞并，黄帝之征服蚩尤，颛顼之征伐共工，尧、舜、禹征有苗等富有神话色彩的战争故事，实际上就是华夏、东夷和苗蛮等三大城邦联盟间的战争，最后是华夏族的联盟取得了胜利，从而为“家天下”的王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大的城邦联盟，尤其是支配两大流域的统一联盟出现后，处于主导地位的阶层和机构的稳定无疑是生死攸关的，对于从事农耕的人们而言，稳定的需要也是第一位的，所以首领与其在几个权贵家族中流转，不如归于一个更强大的家族。从权力传承的角度讲，血缘承袭往往更稳定，而以选贤名目进行的禅让，实际上也许意味着诸强族大宗之间更为血腥的争斗。另外，战争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指挥决策权的绝对统一，在军事和宗教贵族基本上能满足动员和指挥的需要后，原来氏族联盟时代行之有效的军事民主制就愈发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统一的“王”就出现了。现在的研究表明，“王”宇后来所谓通贯天地人三才的意义，实际上是后人加上去的，事实上最初的“王”字源于斧钺的形象。（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242页。）所以，虽然夏王朝的具体年限现在还有争议，但中国在距今4000年左右出现一家一姓主导的城邦联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制度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建立王朝体制。

    传说中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相持不下，后来黄帝得到了用野牛皮制成的大鼓，用雷神骨头做成鼓槌，还得到用昆吾山上的铜炼成的兵器，又从九天玄女处得到了兵法，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这里，大鼓代表军事贵族的组织力，兵法体现了军事贵族的战争技术，而兵器上优越，则是战争工具上的优势，只有最强悍的军事首领，才会拥有最锋利的武器。拥有组织力、战争技术、超人膂力和锋利兵器的军事贵族，就成了王。

    由于中国国家产生的特点，华夏民族的国家观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对于每个城邦国家来说，它们无疑是有疆域的，比如城墙，同时又是无疆域的，因为城池所控制的农耕面积没有什么明确的边界，它随着农夫的开垦能力而扩张，也随着加入城邦部落的增多而拓展。独个城邦国家如此，城邦联盟更是如此。围绕着中心城邦，王朝的地域从理论上讲可以无限延伸，由于那时人们的地理认识水平有限，还不知道自己居住的地方只是一个有限的地域范围，所以，国家的领域只有熟与荒之分，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蓝天下，远的地方意味着荒，近的地方就是熟。天下比城邦大，而王朝也比城邦大，所以，王朝与天下是一回事。

    第二节封建时代的过渡——夏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一姓王朝，其始恰是五帝时代的结束，五帝的最后一位——大禹的儿子启，成为夏朝的始祖。在古史传说中，大禹作为城邦联盟的首领，既是有名的治水领袖，同时又曾主持讨伐过三苗，也就是说，大禹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开疆拓土两个方面都有杰出的作为，作为农业部落，这两方面都是绝对重要的，这些功绩，无疑为他的家族积累了其他核心贵族所无法比拟的治理经验和权威资源，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儿子启才可以颠覆大禹指定的接班人益，开辟一个血缘家族的家天下传统。

    传说中夏的始祖禹和他的父亲鲧，都是善于治水的人，鲧采用的方法是堵，而禹则是疏通，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治水的两种基本方法。能够通过主持兴修水利设施，造福于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人，自然可以得到部落的拥戴，也自然拥有巨大的强制力。传说中的大禹，不仅大规模地疏通河道，而且具有通天的神通，这可能说明他同时具有军事贵族和宗教贵族双重的身份，因此奠定了一家王朝的基础。

    一、国家形态

    夏应该属于一邦占统治地位的城邦联盟，夏的统治者是各个方国的共主。这一点其实与所谓的五帝时代并无太大的不同，区别只在于五帝时代的首领是在各个强宗之间推举产生，而夏时则一姓独占。《史记》所载夏禹其后分封以国为姓的“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均属于服从夏后氏的诸侯或者方国，夏时是否已经实行了分封制，尚无确证，但依情势分析，夏与各方国间应该有某些约定。

    二、王权

    夏的最高统治者多被称为“后”，夏商两代，统治者王与后混称。一说是源于禅让，一说是源于母系社会。与夏相当的二里头文化，发现有庞大的宫殿基址（退一步说，如果二里头文化不是夏朝遗址的话，那也属于另一个巨大帝国）。据专家研究，宫殿占地近8万平方米，正殿廊柱有12根，为“四阿重屋”式的大殿，东西长约30.4米，南北宽约11.4米。还有若干偏殿和长长的廊庑，宽大的殿前广场，展示着夏后的威权。宫殿内有冶铜、制陶、制玉、酿酒等手工业作坊，这些手工业作坊的制品，一方面是供给王室消费的，但另一方面其中的青铜器、玉器、漆器等也被作为礼器，作为王权的象征和颁给诸侯的信物。这些信物，往往成为联系宗主和诸侯的纽带，这些礼器制作的水平，也可以说是王国强大与否的标志。远古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往往体现在工艺制作上。工艺精良，往往足以产生令周围农业部落服从的政治威力，因为那时的人们往往会将之理解为一种来自超自然的力量。

    三、服内与服外

    据现在尚未有考古证据证实的典籍记载推测，夏代的统治区域分为服内与服外两个部分，服内是夏后直接控制区，也就是夏族自己的城邦国家，而服外则是其他方国。服内设官统治，有六卿、六事、牧正等，由族内贵族担任。服外分成同族方国和异族方国，所有的方国均需参加宗主国组织的会盟，交纳一些象征性的贡物和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某些诸侯还需到宗主那里去担任官职，而宗主国则有援助方国以及维护诸侯秩序的责任。

    四、阶级与阶层

    夏代的统治层分为王族、宗教贵族与军事贵族。夏无常备军，遇有战事，所有能打仗的成年男子全体出征，武器和农具并没有严格的区别，说明军事专业化程度不高。但那些战功卓著的家族往往世袭军事首领的职位，形成军事贵族，只有军事贵族拥有精良的武器。夏商周三朝，君主凡有重大事务，必须经过专人卜筮，以占凶吉，由于卜筮是一种掌控符号的专门技术，其技术和手法往往在一些特定的家族内部继承，在外人看来，只有他们才具有与神鬼相通的能力，因此形成特殊的宗教贵族，这些家族的前身就是一般的部落神巫。王族、军事贵族和宗教贵族三者也有交叉，特别是王族往往兼任军事领袖，有时也可以自己占卜。

    贵族之下是平民，在社会上还存在着数量不等的由战争掠夺而来的奴隶。现在还难以断定，夏朝是否以奴隶制为基础，是否存在有组织的大规模奴隶劳动，但至少在贵族的家庭和官营手工业中，存在着奴隶劳动。

    五、宗教与意识形态

    按一般的说法，夏人尚鬼。如果实际情况如此的话，就是说夏朝的祖先崇拜盛行，在人们的政治行为中，更多地从祖先魂灵那里获得力量和启示，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也从对祖先的顺从和礼敬上获得。夏后卜筮，对象也主要是祖先的魂灵，通过对祖先神灵的乞求，增加自己行动的信心和被赋予行为的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各种礼器的制作与赐予。由于只有夏王室才能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这种冶炼和工艺技术，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王室通过定期的会盟赐予礼器，受赐的诸侯通过参观和受赐礼器而感染神秘的力量，进而转化为对王朝的崇拜。传说禹做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即是由此而来。

    第三节封建时代的确立——商

    商原来属于夏的城邦联盟成员之一，当夏衰落之际，商乘机兼并周遭方国和部落，取夏而代之。商有更为发达和规模更大的青铜器和玉器制造业，产生了职业武士阶层，并依此组成军队，还拥有更为完备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系统。

    商的祖先，据说曾经跟随大禹治水，看来也是负有责任的农业部落首领，后来，因为得到擅长烹饪的伊尹的出谋划策，国家强盛起来，于是乘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桀过分对外用兵，损伤国力过大之机，起兵灭了夏，建立商朝。伊尹的出现，说明商已经有了专门的官僚，尹就是一个官衔。

    一、王族宗法制的确立

    商代跟夏比，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宗法制度，王的配偶，有了正庶之分，所以王的后代也就有了嫡庶的分别。王权在王族中传承，也存在兄终弟及的现象，但最终要传给兄的嫡长子，嫡长继承成为一种原则，只是由于王的正妻不止一个，嫡子也往往不止一个，所以，嫡长继承依然存在纷，争。嫡庶之分导致了族内大宗、小宗（宗氏、分族）的分野，每个分族，依然有大小宗之分，由此逐渐形成了王族树根状的宗法结构，商的直辖区域的贵族以及同姓诸侯之间，构成了宗法网络。这种树根状的宗法血缘网络，在一定时间区间内，强化了王国的凝聚力。

    二、分封

    商代的分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姓诸侯，属于商王的子弟，一般分封在王畿周围，以拱卫王室。一种是异姓诸侯，多为商的同盟者或者征服对象。商代的诸侯有伯、侯、子、男、任、甸等，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等级关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在距离王畿比较远的诸侯中，商代还设立“方伯”的名号，以统辖多个诸侯，周就曾经担任过西方的方伯。

    三、官制

    王畿内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官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为行政管理官职，有尹和黄尹；二为宗教事务官职，有巫和史；三为军事官职，有师、射、戊等。其中行政官员和宗教官员的权力很大，比如伊尹放太甲的传说，说的是有元老资格、担任尹的伊，在商王不道的情况下，得到强力贵族的支持，竟然可以将王流放，可见权力之大。而巫这种宗教官员，掌握文字符号，有通天地鬼神的特权，王朝事务往往得通过他们占卜而后行，现今发现的甲骨文，有相当部分就是卜辞，而他们就是通过卜筮来参与王朝最高决策，但后来由于史的出现，史掌管档案和记录历史，主持仪式，已经某种程度上分割了传统巫的职能，说明巫的地位比前朝有所下降。担任这些官职者依然世袭，属于宗教贵族。

    四、兵制

    商朝的军队与夏有本质的不同，它实现了部落兵制向职业兵制的转化。王畿之内，有王师，即商王直属的军队；有族军，即各个贵族包括商王配偶所属的军队。夏商之际，女子多有膂力，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就多次率军出征。王畿之外，诸侯则拥有自己的军队。军队的正式成员一般由低级贵族武士担任，每个武士一般都配有仆役，负责保护和照顾武士。由于商代作战已经以车战为主，所以战争的技术如御（驾车）、射（车上射箭）要求颇高，必须经过专门的军事技术训练才能胜任。在这种情境下，军队自然走向职业化，职业军人也随之贵族化。除了车战的武士之外，商朝军队还有大量的步卒，配合车兵作战。由于对步卒的军事技术要求不高，所以步卒由平民（邑人）担任，类似于夏代的部落军队。

    五、礼仪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