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中“合久必分”的分裂阶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制度甚至文化的大变局时期。已经统治了300多年的经学讲究，终于撑不住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人们见惯了孝道冠冕下的虚伪，开始用放诞来自我安慰。三国时代曹魏对实用学问的追求，虽然没有使学风扭转，但毕竟瓦解了经学的统治地位。经过乱世的催化，经学与老庄结合，生出了玄学，随后，汹涌而来的佛教和佛学，又为玄学添了无尽的燃料。于是，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门阀贵族挥拂清谈、浅斟低唱的玩意儿。文化上变异，政治上也在变异。自西汉末年以来，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官僚门阀化和地方政治豪强化。东汉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导致政治上枝强干弱，门阀与豪强势力愈发强盛。仅仅由于统一的意识形态还在起作用，以及中央政府的武力震慑，才勉强维持了统一的格局。到了东汉末年，在外戚和宦官的争斗中，朝政陡然恶化。党锢之祸摧毁性地打击了朝中仅有的意识形态正统力量的体现者，朝廷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中断，于是在农民起义和地方军阀的双重打击下，东汉朝廷名存实亡，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在混战中几个杰出的军阀脱颖而出，但仍然没能走出地方坐大、门阀专权的阴影，反而强化了门阀与豪强政治。西晋统一后，面对地方势力坐大和门阀政治的现实，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对策，以实封王族并赋予他们军权的方式来对抗门阀与豪强，然而却导致了更加迅速败亡。进入东晋以后，中国政治进入了皇帝与门阀、豪强共治天下的局面，而门阀政治也经过宋、齐、梁、陈四朝的放肆发展，最终走进了自己的坟墓。北朝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草原特性，但这种制度尚处在学习汉文化的阶段，往往追求对南朝的效法，在制度上缺乏创新。没有南渡的士族，居然也形成了比南朝更有讲究的门阀。门阀政治在北朝也存在，只是跟少数民族政权和部落政治畸形地结合在一起。

    第一节三国，贵族政治浮出水面

    东汉末年，在各地豪强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中央政权非但不能抑制地方的离散趋向，反而在外戚、宦官和朝官的三角争斗中，迅速走向衰落。黄巾起义使得各地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进一步壮大，而且突破了地域界线，形成了若干跨州郡、以军事面貌为标志的大豪强与门阀性的豪强。汉灵帝死后，在突发的外戚与宦官的大冲突中，两者同归于尽，政权落入了毫无经学背景，而且有些胡羌化的凉州豪强董卓手里，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在董卓残暴统治下，连两京都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王朝政府赖以存在的物质基本消亡。随着董卓集团的分裂和覆灭，历史进入了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的大混战时期。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关键的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曹操与袁绍两大集团对峙的格局。最终曹操利用把持中央政府的有利政治形势，“挟天子以令诸侯”，击灭袁绍，统一了中原。但接下来的赤壁之战，使得曹操统一天下的步伐受阻，从此形成了曹操、孙权、刘备三分天下的局面。

    在东汉年间，已经出现了某些世袭为官的家族，在地方上表现为长期把持某一郡的政务，家族势力庞大，拥有大量的依附农民，被称为豪强；在京师，则表现为子孙累代为公卿，呈现出某种贵族化的倾向，人称“门阀”。门阀和豪强事实上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晰，也存在着互换的可能，但一个统一的特性就是权力地位的世袭性和家族势力集团化。

    从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整个三国时期，是贵族与豪强政治的充分发育阶段。

    一、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经学的衰落

    以军阀混战为契机，作为维系君臣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学开始式微，而那些练兵、打仗、筹粮等实用的学问变得吃香。汉灵帝时的鸿都门学，到了曹操手里被继续发扬光大，诗歌词赋之学不再被人看不起，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亲自操练文学，蔚为风气。同时，东汉以来士大夫狂热追求孝道的风气稍杀，曹操甚至公开强调不忠不孝而有治国之术的人，他也可以起用。在这种传统意识形态衰落的情况下，士人对皇权的效忠已经被极大地削弱，每个人的主公只能是起用他的豪强性的官僚，其效忠基本上指向这些有力者。

    二、地方豪强与官僚的高度结合

    出于割据一方的需要，地方豪强与地方官僚进一步结合。地方官如果不是豪强，也必须使自己变成豪强，而且如果想要加强其所控制地方的统治，必须借助当地的豪强。从东汉中叶起就出现的官僚世袭化家族化倾向日益严重，实际上，到了三国时期，地方官已经从朝廷雇员逐渐变成了半个世袭贵族。而在军阀混战时期不得不起用的一些寒族人才，很快地就融入到贵族门阀体系之中，没有对贵族化倾向有任何的纠正。

    三、农民变成了豪强的依附者

    由于长期战乱，为了求得庇护，农民迅速地佃户门客化，转变成为豪强的依附者。他们或者归附于强势诸侯，成为他们具有半奴隶性的士家制兵户，或者投奔坞壁，成为坞壁主的依附者。独立农户变得非常稀少，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因而也十分虚弱。

    四、三国政府对豪强贵族的依赖

    魏、蜀、吴三国，实际上都是依赖贵族豪强的支持，才能维持下去。魏国在开始时，皇族就是具有最大势力的豪强。他们聚拢了最多的人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集团内部也因贵族化而受到削弱，因而不得不依靠地方大族的支持才能存活，以至于最后被司马氏联合其他豪族灭掉。吴国建国之初，就依赖江东豪族的支持，吴国掌权的主要官僚基本上由顾、张两大姓垄断。蜀国情况稍好，但也是外来豪强与当地豪强的结合。

    五、豪强的军事化与兵役制度的变化，加强了贵族政治

    从东汉末年起，战争开始成为最大的政治。地方官、豪强或者身兼豪强和地方官二任的割据者，都变成了军人。各个集团都演变成了军事集团，而出于军事需要，集团内部的联系被强化，集团首领和下属之间的依附性关系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从曹魏开始实行的“士家制”兵役制度，使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成为将领的私属。尔后，由于三国分立，彼此间的竞争和战争状态，使得各国内部的势力集团依然要维持其军事化的面貌，他们的私属必然家族化和世袭化。

    第二节九品中正制和“户调式”与门阀政治

    三国中的曹魏，本是来路不够纯正的门阀创立的国家。曹氏发迹，要归功于势力很大的高级宦官，虽然来路不正，被袁绍门下文人诋毁为“阉竖遗丑”，但已经不能算是“寒族”。过去历史学家在判别门阀和寒族的时候，往往看他们的儒学根基，出身的清要与否，显然不合理。事实上，判定门阀应主要考虑其对权力控制程度，以及是否能将这种权力在家族中传递下去。自曹操起兵以来，已经形成了世袭化的军事集团，本身就具有了门阀的特征。当然，这种来路不正的门阀贵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往往要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才，而自然也不像老资格门阀那样，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顾虑，他们往往会选拔一些平民出身的土人，进入集团的高层。可是，集团形成较大的规模以后，曹操集团内部的成员，一部分却又以半独立诸侯的名目存在，将领分兵各地，领土管军。朝中归附的东汉门阀，大多势力依然，只是一时还难以与曹氏家族抗衡。但在曹操在世之日，始终是他称帝的障碍。

    曹操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后，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是重新开始道德讲求，建构儒家意识形态。二是削平门阀，重整官僚体系。

    显然，曹家想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且也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变革，选官体制实行九品中正制，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九品中正制是针对察举一征辟制选举权流失的弊病，而采取的选举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将选举权收回中央，便于皇帝控制，重新建立士人与朝廷官僚制的正常关系，以逐步削弱地方化的倾向。

    公元220年，曹丕继任魏王，代汉在即，思有所作为。他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在地方设立中正官代替乡里评议考察人才。具体办法是，每州设一大中正，每郡设中正，由当地出身的朝官中“德充才盛”者担任，（《通典》卷14《选举二》）负责将本地士人状况考评定级，以供吏部选官参考。中正虽然属于兼职，但也设属员，负责访问与编定士人等级。由于吏部选官完全依照中正的考评，所以，此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

    中正编定的本地士人材料，在技术操作上分为两项：一是“家世”，即每人父亲和祖父姓甚名谁，任何官爵，任职状况，本人直系亲属姻亲的官爵大小，类似于今天的家庭出身和状况。二是“状”，即对本人道德状况、才能学识的评语。然后根据“状”，参考“家世”，评定每个人的“品”。品的分类，受班固评议古代人物分类的影响，将人物等级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由中正将本地人士评出等级，然后向朝廷汇报，此后每三年清查一次。当时的官阶也有九品，但与这个人品的九级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它们之间还是有联系的。一般来说，中正所评的品级越高，所授的官职往往在比较清要的位置，以后升迁就快，反之则比较不容易得官，授官也不是重要的位置，事务琐碎且繁忙，即所谓的“浊官”。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开始的目的主要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改为官方评议，或者朝廷评议，无形之中将选举之权收回了中央。最初，由于曹操“唯才是举”选举思想的余风尚在，中正评定士人的时候，还比较注意其人品和才能，特别是碰到中正比较识人之时，往往比较听从当地的公议，选出优秀人才，人称“犹有乡议余风”（《晋书》卷36《卫瑾传》）。但是，用不了多久，这个制度就变了味道。中正评定人才，越来越依据士人的家世，父祖为高官者，在选举上占了越来越大的便宜。久而久之，门第高者品级就高，门第低者品级就低，朝廷任命中正官时，往往要征求本地出身的高官们的意见，连中正本身的公正性也逐渐丧失。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语。见《晋书》卷45《刘毅传》。）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表面上来说，是由于一个简单的技术环节，即在评议的标准中设置了“家世”这一参考项目。这个项目虽然只是参考因素，但由于“家世”是死指标，或者说硬指标，而一个人的德才状况的标准相对来说则要软得多，有见仁见智可能，很难有一个统一而又确定的标准。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软指标依从硬指标的现象，这样一来，“家世”就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但是，当初的评定指标为什么会将“家世”考虑进去，而且，后来任命中正时为什么会考虑高官的意见。显然这其中有门阀政治的因素，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门阀世族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政治设计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都要受他们所左右，这才是九品中正制最终变质的深层原因。

    曹家这个来路不正的门阀做了皇帝，事实上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门阀。所以，选官制度改革的举措适得其反，不仅没能实现重整官僚体系、重新确立皇权至上地位的目标，反而成了门阀政治的催化剂。

    进入晋朝，九品中正制出现进一步的异化，人们越来越往高等上攀。等级虽然有九个，但在人们眼里，只有上下或者高卑两等。只有一、二、三品为上品，其余为下品。而上品之中，一品是留给皇族的，这用不着中正来评，结果等于虚设。所以，大家都往二、三品上挤。久而久之，三品也没有人乐意要了，大家只想着二品，人称“灼然二品”，不评为二品就不依不饶。事实上，凡是像样的门第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挤进了二品。而门第不高的，则统统被排除在二品之外，都算是卑品。这样，作为汉代以来统治基础的士人，就被明显地从血缘上分化成为世族和寒族两个部分。前者处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而后者则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长期徘徊在边缘。

    在制度上，到了完全按门第选举的地步，中正官也就没有什么用了，吏部靠名门大姓的谱牒直接选官就是了。但是由于同一个姓氏，门第高下是不一样的，而某些跟望族同姓的寒族，往往假造谱牒，冒充高门。于是，作吏部的官，都必须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即熟悉谱牒，精通谱牒之学。进而造成一时之间谱牒之学大盛，民间多有人习之，甚至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的秦王府还有位属吏李守素，特别精通谱学，“人称‘肉谱’”（《隋唐嘉话》上）。

    西晋实行“户调式”，原本意义是打算借此抑制豪强门阀兼并农户的势头，为国家多增加编户齐民。因此，它规定了王公贵族和官僚们占田和荫客的数额，比如第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减五顷。一、二品官可以荫客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原以为规定了占田和荫客的数量，就可以抑制兼并，将门阀豪强荫占的农户限定在一定范围。然而，“户调式”实行后，实际等于将豪强门阀占田荫客的现象合法化、制度化了，由于大多数官僚体系的成员都或多或少地豪强化了，所以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按规定去限制自己，削减本来已经有的田亩和荫客佃户，人们所在乎的往往只是制度规定可以占田、可以荫客的层面，而这个层面的内容，落实到操作层面，只起到了进一步促使社会贵族化的作用。如果说，九品中正制还只是将读过书的士人家族贵族化的分化加以强化，而“户调式”则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贵族化倾向。西晋时期，东海王氏、河内山氏、泰山羊氏、京兆杜氏、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等一并显赫一时，成为最为人艳羡、权势也最大的名门望族。

    西晋二世而亡，但渡江以后的偏安政权，由于势单力薄，对世族的依赖更加严重。显然，已经发展了百多年的世族门阀势力，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场战乱而退出历史舞台。虽然胡人石勒杀掉了几万士族，但是还是有一部分随着残余的晋室逃到了江东。东晋建立之初，就是依靠这些渡江的士族的支持才维持下来。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讲的就是身为世族领袖的王导，辅佐司马睿的事。据说司马睿登基时，居然要王导和他一起坐床（床即龙床，用来坐的，当时还没有椅子）。后来，在王导等人的调和下，江东当地的士族也承认了司马氏政权，王、谢、桓、庾四大姓占据了东晋门悯金字塔的塔尖。

    第三节门阀政治阴影下的西晋分封复古

    西晋立朝，华夏一统，按道理应该实行强化中央集权制，才是正理。但是西晋却拿出部分疆土，实行了西周式的分封制，将嫡系皇族27人封为国王，开始还将他们留在首都，后来竟然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封地。西晋的这些封国虽然占地并不大，但跟曹魏的分封有根本不同，国王们对自己的封地有完全的支配权。封国不仅有土地人口，而且官吏的设置任由国王支配，封国的军队也归国王统率。其中5个大国，有户口20000余，可以有军队5000人，中等国户口10000，也拥兵3000人。

    从表面上看，西晋的这种制度变革，是吸取了所谓的曹魏教训。曹魏皇家子孙虽然封王，但都被禁锢在封地上，没有一点力量，因此，当司马氏大肆篡权的时候，没有自家人来帮忙。不过，这种教训与西汉立国时从秦朝的覆灭中吸取的几乎一模一样。士族出身、精通经史的司马氏应该知道，汉初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握有实力的同姓王，实际上对中央政权是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拥有别人所不可能有的血统上的合法性。所以说，西汉初年历史的重演，背后应该有另外的原因。

    曹魏失国，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贵族化。土地和人口都被处于中间的门阀贵族夺走，中央政权日益削弱。而原来打天下的集团精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只能在功成名就之后，回到各自的封地或者家乡，安享尊荣。曹魏集团的人才日益凋零，对京师军事力量的控制也大不如前。与蜀国的连年战争，逐渐暴露出曹魏集团的弊病，而战争压力又使得王朝政府不得不借重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大姓，所以司马氏得以乘机联合其他士族大姓，发动政变灭掉在京师的曹家势力，进而取而代之。就跟秦朝二世而亡一样，曹魏的失败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分封的过错，这一点，司马氏即使没有完全意识到，至少也不会全无所知。

    实际上，西晋之所以大封皇族，主要是想以贵族化的方式抵御贵族门阀的势力。西晋以人为的方式，培育起一大批更大的却跟传统士族不同的贵族来，让这些皇族对抗贵族门阀。司马氏也是靠士族门阀的支持起家的，他们当然知道，从东汉以来盘根错节的门阀士族，其力量之强大，绝不是中央政权在短时间可以削平的。所以，司马氏采取这种办法，从理论上无可厚非，只是实际效果却像是在饮鸩止渴。因为自秦汉以来，同姓皇族对皇帝的威胁是最大的。在西周宗法制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王权的继承没有了原来的宗法秩序，只要是王室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帝王，只要有相应的物质和军事条件，谁都可能有非分之想。晋武帝之后，晋室衰落，有实力的诸王乘机而起，祸乱朝廷，实在是势所必然，怨不得别人。

    在大封同姓王的同时，西晋还以五等爵大封士族和功臣。只是给予的封地既小，又与士族们原来的势力范围不一致。实际上，这种做法与实行“户调式”一样，不过是力图削弱士族门阀。可是，这种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士族门阀遥领了封地，但却依然把持着原来的势力范围，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占地荫户，行贵族之实。对此，西晋王朝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继续饮鸩止渴，赋予同姓王都督、大都督的名义，让他们掌握数州的兵权，企图借此抗衡士族门阀。结果是在以个人魅力尚能控制局面的晋武帝死后，这些手握军权的同姓王开始作乱，演出“八王之乱”的悲剧，颠覆了西晋王朝，重演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

    第四节中央机构的权力制衡与职能分工的初现

    魏晋南北朝是个制度紊乱的年月，但又是个各种创新初现的时代。后来在隋唐时期定型的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在魏晋已经出现雏形，只是还不够稳定。同时原来的三公九卿制依然存在，虽然更多地成为一种名誉官衔，但由于各自的机构不撤，所以，不排除特殊情况下，旧体制重新掌握实际权力的可能。但总的来说，新的三省实现制度替代的趋向还是明显的。双轨制的存在，是制度变迁过渡时期的一大特色。

    1．中书省的出现，尚书台之权第一次分割

    在西汉武帝时，由于君权扩张，除了尚书台开始扩大之外，皇帝身边的各种侍从和顾问也开始增加。其中有一些是备顾问和咨询的“文学侍从”，以各种大夫、议郎、给事的名义出入内廷。还有些是专门陪伴皇帝左右的，做些应手的事情，或者插科打诨，给皇帝解闷，以常侍、侍中等名目存在。做后一种侍从的，往往为士人和宦官，到了东汉，宦官逐渐多了起来。东汉灵帝时，成立侍中寺，赋予其“省尚书事”，即审查尚书起草的诏书的权力。东汉的覆灭，依附在朝廷大树上的宦官集团受到很大打击，于是进入三国时代，皇帝的侍从又恢复到了西汉时的状况。

    这两部分侍从的前一部分，在魏代汉以后，逐渐演变成了皇帝的专门秘书班子——中书省，而后一部分则演变成门下省。显然，这种演变也是由于皇帝力图对权力直接控制的结果。自尚书台侵夺了丞相的权力，变成实际上的中枢机构之后，兼尚书事的重臣往往变成了事实上的丞相，而尚书台内朝的意义也随之变淡，实际上成了兼任尚书事重臣的附属机关。曹操在事实上取代东汉王朝后，用自己的幕僚为秘书，将本属尚书的草诏权拿了过来，直接掌握。朝代更迭之后，新朝为了强化君权，顺理成章地将秘书变成中书。特立机构中书省，将尚书台的权力分割出了一部分，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掌机要，自然也就成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核心机构。

    中书省设中书监和中书令。副手为中书侍郎，其下有舍人、通事等属官。由于中书省设在宫苑，而且由皇帝的近侍顾问转成，所有王朝政令皆自所出，所以权威日重，人称“凤凰池”。虽然当时尚书令官阶还是比中书省长官要高，但一般士人均以在中书任职为荣，是第一号清要之职。西晋荀勖久任中书监，后迁为尚书令，人往贺之，勖怒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晋书》卷39《荀勖传》）对于权力欲颇重的荀勖来说，负责行政事务的尚书令，既没有掌握机要、出纳王命的中书监地位重要，也没有其富有荣耀感。实际上，自西晋以来，中书监、令已经成为高品势族的专有物。

    2．门下省，从侍从到谏议

    皇帝侍从中比较有文学才能、平时充当顾问的一部分，分出去成立了中书省，而比较纯粹的侍从也开始发挥作用。自秦汉以来，这一类的侍从杂用阉人，属于伺候皇帝的人，甚至连亵器虎子（尿壶）、唾壶都管，后世讥讽侍从出身的人，往往称之为“持虎子者”（《三国志》卷16《魏书，苏则传》注）。做的事虽然不堪，但由于能与皇帝近距离接触，所以依然被人看重。两汉有许多著名人物，像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都是侍中出身，以滑稽出名的东方朔，也是个中人。魏文帝曹丕设侍中、散骑二曹，并令二曹长官侍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郎等，在尚书奏事时在坐。可见，侍中的地位已经凌驾于尚书诸曹之上，可以跟尚书令相抗诘。

    进入晋朝以后，设立门下省和散骑省，但以散骑省隶属门下（后合而为一），长官为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属官有散骑常侍、给事中、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等，有议论尚书奏事之职。在对尚书奏事说三道四的同时，由于其皇帝跟班的地位，所以还可以时常对皇帝的阙失提点意见，起拾遗补阙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门下省的权力越来越大，渐渐地开始对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发表批评意见，最后发展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将不合适的诏书驳回重议，即获得了所谓“封驳权”。这样，就形成了对中书省的制约。同时，门下省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决策，成为政治核心机关。至此，尚书台（南朝改省）的权限只限于行政事务执行，三省形成了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的分工制约机制。

    在这种情形下，门下省的人员开始注重文学之士。不过，由于门下省官员依然是皇帝的侍从，所以，在人员挑选上，往往还注重“风姿”，即相貌的漂亮。在两晋南北朝期间，门下省的主要官员由于接近最高权力中心，参与机要，所以跟中书省一样，成为门阀的首选之职。

    南朝宋代文帝时，王华为侍中，经常与皇帝接膝共语。孝武帝时，挑选侍中，讲究风貌，其中何偃深受宠爱，与武帝形影相随，一次同辇而行，车过门坎，颠了一下，何将倾倒，武帝马上将他接住，说，我是陪你的。（《南齐书》卷16）

    3．尚书省分工的细化

    原来无所不管的尚书台（省），现在权限被限制在行政执行上。虽然权力有所缩小，但事务比较专一，反而有利于其机构分工和职权细化。所以，在魏晋时期，尚书台的机构反而得到了扩大，办事人员成十倍地增加，负责的实际事务也大大增多。原属九卿的大部分管辖事务，也归属尚书台。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尚书台才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从原来主管皇家事务的少府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不过，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个过渡时期，制度的稳定性很差，加上作为执行机构，本身事务就比较繁杂，而这一时期政治格局本身变化也比较大，所以，比起后来的尚书省六部，尚书省的内部分工一直多半体现在尚书这一级，即后来部以下的司一级。在这一级上分工是明确的，但尚书以下各曹的归属比较混乱，往往几个似乎不相干的曹归在一个尚书门下。同时，机构设置也不稳定，尚书的数目时有增减，省下时而五尚书，时而六尚书，时而七尚书。每个尚书管领的部门有的比较有同一性，像吏部和度支，其他的仍然比较杂乱。魏为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尚书；晋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东晋则减为吏部、祠部、五兵、度支、左民五尚书；南朝则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六尚书，有时加一个起部，呈现出过渡时期官制变动不居的特征。

    总括起来，这一时期的尚书省下面的各部尚书大概有这样几个：

    （1）吏部尚书。

    吏部尚书是从东汉的选曹尚书转化而来。它去掉了原任主管的祭祀之责，专管官吏选任、考核、升迁。自曹魏以来，吏部尚书一直处于各尚书首位，地位之高，权位之隆，有时甚至压过尚书省长官。自两晋以来，吏部长期为高门势族把持。渡江以后，更是王、谢家族的掌中物。南朝谢览，“三世居选部，当世以为荣。”（《梁书》卷15《谢览传》）虽然有时皇帝为了跟势族抗衡，故意找寒族人士担任，但往往不能长久。把持吏部是维持门阀政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只要门阀势族的势力尚大，就不可能放手。为了维护势族高门垄断高官的局面，吏部尚书甚至可以公然对抗宰辅的旨意。东晋穆帝时，司马昱为宰辅，想要任命两个非势族出身的人做不大的地方官，可是吏部尚书王彪之居然抗命，认为即使如此，他们也不配。（参见《晋书》卷76《王彪之传》）渡江以来，历代皇帝和宰辅均有意削弱吏部权力，但均以失败告终，在门阀政治占主导社会背景下，吏部一枝独秀的局面是不可能改变的。

    （2）度支尚书。

    度支即国家的财政。自曹魏起，国家财政管理开始专门化，设度支尚书，分设主管国家收支、仓库管理、户籍管理、田赋管理以及货币和度量管理等曹（部门）。度支尚书掌管国家财政，属于政府的“财神爷”，权力也很大。但由于事务较繁，而且管理的是世族人士所不乐计较的金钱，所以，不算世族所热衷的清要岗位。

    （3）祠部尚书。

    这一时期，客曹与祠部往往混用。不过，这个部门主管的事务却比较固定，掌管礼制和祭祀，兼管外国来客。北朝的祠部有时还负责管理国家工程和屯田事务。

    （4）左民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