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民尚书有时又称右民，与驾部有混淆。左民尚书主管户籍，与度支有权限的重叠，同时，左民还兼管“工事”，即一般性的宫苑维修，以及国家手工业。凡有大的宫苑修建，就另立起部，事毕则解散机构，事务归左民。
（5）五兵尚书。
五兵尚书掌管军事事务。军官的升迁、考核，军队后勤事务等均属之。所谓的五兵，即中兵、外兵、骑兵、别兵和都兵。
（6）都官尚书。
都官尚书是从东汉的三公与二千石曹演化而来，但有时还设三公尚书，与都官混置。都官主管刑狱，审理贼盗案件，所以人称“贼曹”。
（7）殿中尚书。
殿中尚书主管宫中宿卫，管的是从前卫尉的事务，但卫尉之职并没有因此而去掉，反映了过渡时期的制度特色。
（8）田曹尚书。
田曹尚书有时也称屯田尚书，主管屯田事务。此部门在曹魏时非常重要，关系国家收支和兵源。但渡江后，屯田事务基本上没有了，故而此部门被裁撤。
（9）起部尚书。
起部负责皇家的宫苑修建。属于临时机构，有事则设，无事则省。一般事务归在左民尚书或者祠部尚书。
以上只是一个概要的说明，实际的部门设置，职能分工都要复杂得多，南北各个朝代、国家都有许多具体的变化。总的来说，有比较确定分工的有吏部、度支、都官（后来演化为刑部）、五兵（后来演化为兵部）。这几个部门也比较稳定，较少变动，而其他部门则处于分化演变之中。
第五节地方官制与行政区划的演变
1．地方行政区的增加
魏晋南北朝是个分裂的时代，分裂时代往往地方行政区划就比较混乱。比如同一个州，两国甚至三国分据，往往每个国家都要设置这个州。但从中华一统的眼光看，等于是原来的一个州变成两个甚至三个州。东汉全国共13州，三国时，魏设13州，吴设4州，蜀有2州，已经比原来多了5州。西晋统一，发展成为20州。渡江以后，南北各自设置行政区，北方的州郡纷纷以侨州侨郡的名义落户南方，北方也不甘示弱。大家都在增加州郡，结果是州越来越多，到了南朝末年，陈朝的疆域最小，淮河流域与西蜀都丢掉了，但却有州42个，而隋统一前夕，北周居然有州211个，全国一级行政区（州）竟然比东汉多了近20倍，比东汉时期的第二级行政区（郡国）103个，还要多1倍。郡国数也有较大规模的增加，从103个增至674个，增幅为6.5倍。只有县这一级相对比较稳定，大体保持在1500个左右，最多时也不过2000余个。
2．地方官制的变化
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地方行政区大幅度增加，必然意味着地方中高级官员的增加。俗话说，官毛了，但主要“毛”在高层，这是第一种变化。地方官制的另一种变化是军事化意味增强。首先是州以上设置都督，总领各州军事，在战争期间，对郡县长官有诛伐大权。有时还在都督之上设置大都督，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军事首脑。其次，州长官分为领将军衔的刺史和没有将军衔的“单车刺史”。前者兼有民政和军政大权，而后者只有民政之权。有的时候，都督还兼有“行台”的名号，即“行尚书台”。这种临时流动的中央机构的名义，大大地强化了这种军阀性质的地方官员的地位。北周时，都督改称总管，一直延续到隋朝。这种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地方行政权力的军事化，非如此，不足以控制地方。这表明了在分裂时期，地方的离散意识加强的同时，整个政治的文治精神衰落。
3．北朝的乡里制度
西晋末大乱，整个北方战乱不已，人民流离逃亡之余，往往结成坞壁以自保。每个坞壁或以宗族，或以地缘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凝聚力相对较强的小共同体。大家公推一个首领来领头，有宗主、坞主、邑主等名目，形成武装割据的小局面。每个宗主往往不是德高威重的地方领袖，即是强人头领。在他们的领导下，一个坞壁往往就是一个大家庭，宗主和一般百姓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封建关系。等到战乱过后，这种乡村组织保留了下来。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当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将它们削平，重新组织原来的乡里结构。于是，北朝的乡里制度，从秦汉以来的乡里乡官体制，变为宗主督护制。朝廷承认宗主的权力，认可一个个宗主为首的小共同体为乡村基层组织。
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改革乡村基层组织，推行“三长制”，即所谓的邻长、里长、党长。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当然，这种整齐划一的乡村制度改革实际上难以如愿，只不过是给原来的宗主督护制一个合理的制度外壳而已。实际上还是借用原来的宗主强人控制乡村，通过对三长的赋税优待，比较有效地实现对百姓的征发。
第六节军队私人化的走向
1．士家制——私兵部曲的制度化
东汉年间，地方豪强势力日益强大。每个豪强都有许多荫客佃户，平时则为他们种田，有事则变成武装和半武装的组织。黄巾起义以后，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豪强武装浮出水面，大一点的豪强无不拥有属于自己的私兵部曲。多年混战之后，大鱼吃小鱼，形成几个大军阀（等于是武装大豪强）并立的局面。但彼此间的竞争更加剧烈，尤其反映在兵员的争夺上。由于久经战乱，人口锐减，可以作炮灰的人越来越少，但军事力量的强弱，又主要体现在兵员的多寡上。兵少，自然力量就弱。在各个军阀集团内部，各个等级的将领，事实上依然是自己直系部下的宗主，有属于自己的兵部曲。彼此间谁的兵多，谁在集团内部的发言权就大。在各大集团之间，对兵员的争夺就更加剧烈，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彼此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曹操集团，首先推出了士家制。
士家制主要是为了防止士兵叛逃。士就是指士兵，家是指士兵的家属。其制度要点为：（1）士兵家属随营居住，军事化管理，士兵出征，家属成为人质，如果士兵逃亡，则家属没为官奴。（2）士兵之家为特殊的兵户，与一般的编户百姓不同，不归州县管辖，只归所属的营署管理。（3）凡兵户之家，男性成员子孙相承，世代为兵，到了16岁就被征发为兵。战事多的时候，可能一家几个男丁均被征发。战事少的时候，也要维持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的惯例。（4）兵户一般不承担赋税徭役，主要以担负兵役为主。（5）兵户身份低贱，凡兵户子弟，不得读书做官，不准转业，不许与非兵户通婚。（6）凡士兵的妻子，当士兵战死之后，由官府重新配婚，以求生出更多的士兵，只有当士兵因战功升为一定级别的军官后，才可免除这种妻子另配的屈辱。
在战乱的情形下，士家制的确起到了防止士兵叛逃的作用，对于稳定兵源，有相当的效果。而且，在一个门阀社会里，社会身份的变化不大，一般老百姓要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跻身上流社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般农民也难免受豪强门阀的束缚和奴役，变成事实上的农奴，而身为士兵，虽然身体受到约束，但毕竟可以免除赋役，所以，世系的兵户制度，在当时副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地显示出来。但是，士家制毕竟从制度上将私兵部曲合法化了，有了士家制，那些出身豪强的将领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士兵变成他们的私产，这也促进了全社会身份固定化的倾向，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贵族门阀，一方面是身份固定的农民和士兵。彼此不仅无法流动，也难以相互改变身份。
2，军队私有化
魏晋南北朝期间，军队私有化倾向非常严重。除了某些纯粹的文官以外，每个领兵将领都拥有自己的私兵部曲。高层将领往往须通过直接控制一部分精锐的私兵，才可能掌握整个部队。从曹魏时期开始，帝王的禁军往往是最精锐的军队，而且由皇室嫡系直接掌握。正是由于皇家控制了最精锐的军队，才可以实现对全国军队的控制，所采取的是一种实力控制战略。西晋皇家不仅直接掌握一支庞大的禁军，而且让分封出去的皇室成员担任大都督，掌握强大的驻外军队。本来是想借此加强司马氏的实力，结果却酿成八王之乱。晋室东渡，皇权衰落，遇到有野心而且手握军权的大门阀，如王敦、桓温之辈，社稷就岌岌可危，因为军队就等于是他们私人的。为了防止皇位被权臣篡夺，东晋利用流民，练成北府兵，以抗衡门阀强族手中的军队。但北府兵的崛起，又造成了军人势力的崛起，军事贵族势力壮大，最终还是结束了东晋王朝。
自刘宋之后，皇权落到了有别于士族贵族的军事贵族手里，又开始了皇家直接掌控禁军，借军事实力来控制全国军队的时代。皇权的更迭，也只是在诸军阀内部轮替。前一节谈到，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已经军事化了，州刺史兼军职，州之上设都督，这些军事化的地方官，上任时往往都带着兵，即属于中央军的外驻部队。一旦这些将领担任一个地方的都督时间长了，他所带领的中央军也就转化成了地方军，或者说是这个将领的私兵，某些强大的地方官往往成为半独立的军阀。刘宋之后，王朝更迭，往往是这些军阀的杰作。
第七节门阀政治的政治文化与门阀政治的末路
经过汉末大战乱，东汉刻意强调节孝，皓首穷经的文化氛围已经走向没落。而魏晋替代之际，司马氏为争取高等士族的支持，人为地延续东汉的名教传统，刻意强化儒家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给予了这种文化以更大的打击，充分暴露了其在政治层面上的虚伪性。王祥、何曾这些表面上的大孝之徒，位列高爵，但实际上却虚伪狡诈，人所不齿。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中的精英首先出现反动的迹象，一些人开始推崇老庄哲学，并用老庄的玄理来解释儒家经典《周易》，形成了所谓的“玄学”。它实际上是以老庄加上一些神秘因素东西，取代经学。位为三公的望族王戎，之所以欣赏阮瞻认为老庄与儒学实质“将无同”的说法，正由于此。（《资治通鉴》卷82）而以嵇康、阮籍为首的文学之士（竹林七贤），则把玄学与行为的放诞结合起来，视礼法之土为虚伪之徒，由蔑视礼法而抗拒官方意识主流，一时蔚为风气。
后来，由于佛教的大规模输入，格义佛学与玄学相结合，形成了愈演愈烈的清谈之风。而放诞的行为也青出于蓝，越是高门大姓，行为越古怪越受人推崇。世族门阀垄断了政坛，但却竞相不务实际，人人手持麈尾（尘拂），清谈玄机。好一点的做诗、做画、写字，差一点的则每日喝酒、吃药（五石散，以求长生）、玩女人，或者玩命地追求金钱，热心经商。王戎亲操算筹，日计收支。家有好李，出卖时怕人得到种子，便一个个钻破再卖。整个士族追求浮华，追求玄理，追求奢华。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居然得到皇帝的支持。久而久之，大家以不务正业为荣，连为官应做的公务，也不屑一顾，谁要是专心政务，反而会被大家瞧不起。
渡江以后，士族门阀子弟在经过了短暂的伤心感喟之后，依然我故，沉湎于昔日的旧习之中。除了某些野心家之外，没有多少人热中治国之术。不务实际的政治文化风气，使得士族的政治能力严重退化。身居高位的世家子弟，即使谈自身的公务，也像在斗机锋。
头号世家子弟王徽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给桓冲做骑兵参军，桓冲问他：“你当的什么官呀？”他回答说：“不知道，只是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可能是管马的。”桓冲又问：“我这官府里有多少马？”回答说：“不问马（注：这是孔子的话，马厩着火，孔子只问人伤了没有，不问马），怎么能知道数目。”桓冲还不死心，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注：这又是孔子的话，说的是人在还没有了解怎么生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探究死的问题）（《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
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官僚体系出现一种怪现象：各个部门，居高位的负责人不管事，实际负责的则是那些处于下手的低级属员。尚书省不仅尚书令凡事不理，就连各个尚书也不管事，甚至是各个曹的书吏书手在具体负责。如果说，尚书省还属于执行机构，这种小官管大事的局面还不足以耸人听闻，那么中书省和门下省类似的问题，可就麻烦了。南朝这种办事员身份的小官吏当政的现象相当普遍，某些官位只是九品的中书通事舍人的人物，居然一时能左右朝政，中书省起草诏令，竟然专由舍人负责。像戴法兴、阮佃夫、茹法亮、吕文显等人，一时权倾朝野。茹法亮为中书舍人，“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卷77《茹法亮传》）这些人大多为寒族出身，在那个时代，只配做这些小官。正史往往将这些人列入《幸臣》系列，带有强烈的贬低意味。实际上，正是由于世族把持了高官，但又不管事，才使得这些身在要害部门的办事员有机会掌握大权。从东晋到南朝，中书和门下省的舍人和给事中这样办事员一级的人物，才是真正处理朝廷大事的人。不仅如此，地方官也是这样，州郡长官均为世族人士垄断，他们在京师不做实事，到了地方也好不了哪去。所以，地方官的属员长史和不人流的典签成了州郡政务的实际操作者，这些小官吏事实上成了握有实权的地方长官。对于这种现象，陈寅恪先生认为只是皇帝控制官员的一种方式。（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三篇，合肥，黄山书社，1987。）但或许，这跟高门世族不务实际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关系，倒不见得是皇帝的意思。
在世族政治的前提下，官场上因循之风甚盛。中央政府对于官吏的管理和监督放松到了极点。自西晋开始，王朝对于违法官吏往往格外开恩，东晋王导更是有名的“聩聩”之政，没有敢对高门大姓认真追究，大家官官相护，共同维护门阀贵族的威信和地位。
王导一次分遣八部从事巡行郡国，回来之后，诸从事都向王导汇报所见所闻，大谈各地地方官的得失，唯独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问他，为什么不说话。顾和说，明公作为皇帝的宰辅，应该宁使网漏吞舟，何必采风听闻，什么事情都考察得那么清楚呢？王导对他的话感到很是满意。
自北府兵兴起后，宋、齐、梁三朝都是军事贵族做皇帝。到了梁末，连军事贵族也腐化了，结果是有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土著豪酋夺得了政权。这说明世族的政治能力的下降，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不屑俗务，才导致军权旁落，东晋时还有王敦、桓温、祖逖这样的士族出身的将领，而刘宋以后就一个也没有了。在整个南北朝期间，世族虽然依然占尽风流，但上要受本来社会地位低于他们的军事贵族的气，下则被出身寒门的小官吏架空。实际政治社会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梁朝末年，侯景以一个北朝降将的身份，率领一群市井无赖，居然将朝廷闹了个天翻地覆，世族大姓，不仅束手无策，而且连逃亡的能力都没有，“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篇》）。到了这个时候，门阀政治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了。
需要掌握的概念
门阀豪强豪强政治九品中正户调式门阀政治同姓王都督八王之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各部侨州郡行台宗主督护制士家制私兵部曲玄学放诞之风世族政治寒士用事
思考题
1．为什么说三国是豪强政治？
2．为什么九品中正制会促进门阀政治的发展？
3．“户调式”的本意是什么？为什么其结果与制定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4．西晋分封的本意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八王之乱”？
5．为什么说三省制对于官僚制的进化有积极意义？
6．这一时期州郡紊乱的原因是什么？
7．何为“士家制”？为什么要采用士家制？
8．地方政权的军事化，对政治有何影响？
9．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政治的特征是什么？
10．魏晋南北朝士族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的？
11．门阀政治为什么会在没有强大反对力量的情况下衰落？
书目
1．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王素．三省制略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
3．孟祥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51
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