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大一统的官僚帝国是排斥贵族化的。因为它必须保证拥有最多的纳税平民，同时要使得官僚体系的大多数成员是流动性的，而非世袭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央集权国家的实力，才能使得社会精英不断地被吸纳到管理阶层来，更重要的是确保帝国的皇帝对管理层的人事权。

    所以，只要还维持这种郡县制的君主体制，贵族化发展就不仅要受到其制度内在逻辑的抑制，也会受到制度外壳的限制。门阀政治说到底，只是官僚政治的一种畸变，只要官僚政治的逻辑还存在，迟早会纠正这种畸变。自东汉以来，豪强门阀与皇权之间的争斗，实际上反映的是制度的内在逻辑与贵族化因子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强门阀，是一种不完全形态的贵族。他们虽然可以实现身份地位的世袭化，但却难以恢复西周时大小宗的宗法制度，难以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订，南朝士族社会不重视嫡子，“不讳庶孽”（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200～201页。）。不坚持嫡长子继承，贵族的地位就不稳定，总是处于内部动荡之中。即使只有几十个望族，如果嫡庶不分的话，国家也不可能保证所有望族子孙都有足够的好位子。更何况，魏晋南北朝的贵族门阀，多数要凭借做官这一途径，才能成就地位。这样势必难以脱离皇权的束缚。有这样的先天不足，在跟官僚帝国体制的斗争中，贵族门阀实际上是难以取得最后胜利的。

    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是南朝的因袭，门阀政治也不例外。但是，北朝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统治。虽然这些少数民族多数都存在汉化趋向，但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反复，就是说有反汉化甚至胡化的可能出现。所以，北方游牧部落的文化，难免会对北朝政治产生影响，影响到北方士族“辨氏族，明人伦”的努力。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存在，使得北方士族不可能像南方的那样，占据政府高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军事贵族，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汉官最多也只是一种补充。虽然北方也有皇帝认可的名门大姓，但更多具有招牌意义。况且，自北魏朝以崔浩为首的士族被杀后，北方士族的地位实际上一直处在下降线上。到了北周时期，北方士族中的名门已经堕落到要靠与低等家族联姻，收取巨额补偿费来牟利的地步了。

    从制度演变的角度看，隋唐两朝像是一对扣得很紧的锁链。前一个创制，后一个继承，珠联璧合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制度转变。在这个时期，大一统的官僚帝制走向了成熟。

    隋唐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实现了官僚体系的考试录用制度，即我们常说的科举制。这个制度是一个利器，削平了士族的残余，保证了官僚群体的不断更新，也保证了国家编户齐民的稳定。从此以后，不管形势有多大变化，土地兼并有多剧烈，国家的主要纳税对象自耕农都能保持在总人口的半数以上。社会的等级制也被适当地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且围绕着现任官员的官阶伸展自己的梯子，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世袭化的趋向。

    第一节隋朝的创制

    北魏自孝文帝大规模汉化之后，统治阶层中不愿意汉化的鲜卑军事贵族，出现了强烈的反弹，最后北魏分裂，形成东西两部分。西部统治者宇文氏建立北周政权，最终统一了北方。宇文氏的成功在于，既保持了鲜卑人的战斗力，比照鲜卑人原来兵牧合一的军事组织，建立府兵制，同时力求保持鲜卑的简朴作风，甚至恢复原来鲜卑人的鲜卑姓，强令进入军队的汉人改鲜卑姓，呈现出鲜卑化的迹象。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模仿西周官制进行改革，恢复六官制，力求制造直接承袭华夏正统的印象。而且，经过改造的府兵制，逐渐剥夺了各府将军的掌兵权，将府兵直接置于皇帝控制之下。就这样，在汉化与鲜卑化之间走钢丝的宇文氏获得了成功。但是，走钢丝维持不偏不倚相当困难，周武帝以后，继承者滑向了鲜卑化的一边，结果激起了已经势力很大的汉人普遍的不满。身为外戚和勋臣的杨坚，乘机代周而立，建立了隋朝。

    隋朝的开创者对于制度建设从建国伊始，就表现出空前热情，显示出新朝气象。

    首先，恢复并且健全了三省六部的中央机构，确立了中书省（时称内史省）草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尚书省各部分工也进一步明确和固定。经过一个不长时间的过渡，形成了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民部和工部的六部行政部门，每部下辖四个司，六部共二十四司。各部所辖的司，均跟本部事务相关，形成一个整体。隋朝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世界上分工最明晰的政府。后来的唐朝，只是将民部的名称改为户部，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变化。三省六部进一步确立之后，原属九卿范围的各个监寺的地位继续下降，沦为可有可无的辅助性机关。这样的六部与监寺格局，奠定了此后官僚制帝国的基本行政架构。这种架构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才被从西方引进的新式现代政府体制所取代。

    其次，隋朝整理了魏晋以来混乱的地方区划，废除了所有的侨立州郡，将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改革后的州比秦汉时的郡还要小，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势力，以便于中央管理，但也使得地方区划过小，难以形成自主性。

    其三，隋朝开创了科举制，这是官僚体制的最大转变之一。隋文帝杨坚虽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但却回到了汉代地方推举的老路上，这实际上已经行不通。隋炀帝杨广，虽然被正史讥为空前的昏君和暴君，但在制度创新上，却有独到之处。正是他开创了考试取士的新制度。隋炀帝登基不久，就下令十科举人，其中就有“文才秀美”一科，而且是最为隋炀帝所看好的。随后十科减为四科，还是有“文才秀美”科，即进士科，进士科的取士，以考策论为主，考试在中央政府举行。汉代实行察举制的时候，也有考试，但是取舍主要依靠地方推荐，考试只是辅助手段（实际上，就是九品中正制下，世族子弟为官者也要多少显示一点文才才行），而科举制虽然也要靠地方推荐，但考试却是取舍的主要手段。从此，中国选举制度开辟了以考试作为人才取舍主要标志的科举时代。当然，南朝末年整个士林雅好文章辞赋，蔚成风气，影响到北方。上流社会以文采相尚，也对以文选人的选举制度的产生有促进作用。隋炀帝本人也具有相当的文才。据说，他曾经夸口说，就是跟士大夫们比文才，他也应该做皇帝的。有几个比他诗做得好的大臣，都被他借故杀掉了。这虽然表现了他的残忍，但也说明他的确非常重视文才。这也为后来整个社会重视诗歌、重视进士科的风气开了头。

    隋炀帝爱做诗文，但有人超过他，就感觉不快。司隶薛道衡有佳句过之，遂寻事杀之。薛死后，炀帝还恨恨地说，看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不？隋炀帝一次作《燕行歌》，令诸文士和之，著作郎王胄之作与炀帝不相上下，由此被嫉恨，王胄居然因此丢了命。王被害之后，炀帝也恨恨地说：“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诗句你还能写吗？（刘餗：《隋唐嘉话》上）

    其四，隋朝完善了府兵制，建立健全了掌管与训练府兵的折冲府。在中央一级设置十二卫分管兵府，使寓兵于农的府兵体制更加制度化。

    其五，隋朝整顿了长期以来混乱的律法。本着从轻的原则，删繁就简，制定《开皇律》，共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卷。这部法律废除了车裂等酷刑，而且将死刑终审权收回中央，死囚须经大理寺复核才能执行。后来影响很大的唐代《贞观律》、《永徽律》，实际上都是《开皇律》的修订。其法律精神一直延续到清代。

    最后，隋朝还开始着手重建礼制，清除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痕迹，比如恢复汉姓，恢复汉族文化习俗。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礼制。实际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除了极个别以外，大多都有自己的礼仪规矩，但是隋朝以继承汉人正统自居，故而强调要恢复周礼。但实际上，据陈寅恪先生研究，隋朝甚至后来的唐朝所实行的，不过是南朝礼仪和北齐礼仪的复合体。

    隋朝虽然完成了大多数制度的创制工作，但是，由于隋炀帝这个精力过于旺盛、却又少不更事的年轻皇帝的缘故，结果像秦朝一样，二世而亡。显然，作为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度，尽管幅员广阔，国力强盛，但如果一味地大兴工程，盲目地对外开战，还是很快就会耗尽国力的。好在继起的唐朝几乎完全继承了杨家开创的制度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在政策上又刻意避免了前朝之失，结果成就了历史上的盛世。

    第二节三省六部和集体宰相体制

    唐朝统治者是眼看着强大的隋朝，怎么样突然雪崩式倒塌的。而李家父子能够取而代之，虽然凭的是马上功夫，不是像前朝那样，“夺江山于孤儿寡母之手”，但主要还是隋朝政治的失策，才给了他们机会。一般来讲，后一个朝代往往注意汲取前朝教训，唐朝统治者当然清楚，自己的成功实际上建立在隋朝的失误上。他们理智地意识到前朝的失误多在政策层面，而制度建构却是应该肯定的。唐朝统治者是汉化的少数民族，跟杨氏家族这种带有胡人血统的汉人一样，同是北周的军事贵族出身。在统治大思路上，他们实际上是心有戚戚焉。

    从隋朝起，三省长官就已经是正式的宰相，但是，有时候也让其他官员参与进来，给他们以“知政事”的名义，因此也被视为宰相。唐代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宰相制度，而且为了防止各机构之间的扯皮，实行了宰相集中议事制。三省长官和其他参与决策的官员，集中到门下省开会，开会的地点被称为政事堂。日常所有政务，都集中讨论，将讨论的结果送交皇帝裁决即可。时间一长，政事堂成为一个高于三省的决策机构，三省长官实际上脱离了本部门，专一负责全国政务的处理。于是，三省的副职左右仆射，成为三省的实际负责人。后来皇帝干脆不设三省正职，以副职替代，让副职进入政事堂，于是宰相的官阶降低了，更便于皇帝的控制。

    在唐太宗末年，由于担任中书省长官的人多年受到皇帝信任，所以中书省的地位日见提高，于是政事堂移至中书省。除了中书省长官以外，其他两省的长官不一定是当然的宰相。无论担任何职，只要头衔上加上“中书门下平章事”或者“中书门下三品”，就是宰相。武则天专权以后，宰相之中出现了秉笔宰相，成为事实上的首相。由于政事堂成了最高决策机关，所以，必须有属员参与办事，但是，它又不是制度规定设置的机关，于是就从中书省抽调中书舍人，来政事堂办事，实际的政令执笔者，就是这些舍人。由于跟最高权力中心如此接近，于是中书舍人成为具有实权的官职。

    有唐一代，宰相会议是全国政务的核心。会议一日停顿，则国家政务一日不行，所以，宰相会议必须每天都开，而皇帝倒不必每日上朝。唐代政治跟西汉一样，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君逸臣劳的模式。

    政事堂每日所议之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一是日常事务，即每天的例行公事。这种事情均由宰相自己处理。凡事讨论决定即可，最后形成一个书面的意见，报皇帝例行批准，一般皇帝都是扫一眼就批。这个手续属于走过场。二是宰相所认定的军国大事，最好是在皇帝没有意识到之前先行讨论，拿出意见。在唐代的全盛时期，绝大多数政务都是由宰相会议首先提出，讨论而后提出成型意见，最后才交皇帝核准。三是皇帝所认为很重要、而又为宰相们所遗漏的事务，由皇帝特意提交政事堂讨论。比如，武后时期，一次武后要宰相们讨论来俊臣等人停妻再娶的事情。当然，即使是这样的事情，如果皇帝要求讨论，宰相们也得议论一番。四是某些官员通过某种渠道，绕开政事堂，直接将奏折递到皇帝手里，或者某些下面奏折上的意见，宰相们认为不需要处理，但皇帝有别的意见的时候，皇帝会将这些奏折交下来令宰相们讨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凡是后两种情况，宰相们如果认为不妥，可以跟皇帝唱反调，驳回皇帝的要求。当然，皇帝如果顽固坚持自己的意见，可以交宰相们再议，直至将某些人撤掉，换上听话的人来讨论。显然，后一种处置，往往会导致政坛波澜，一般不会轻易动作。

    政事堂按例供应酒席，极其精美。有一次宰相们认为饮食过于奢费，欲上报皇帝请减其料。侍中张文瓘（门下省长官，宰相之一）说，皇帝设此酒席，本是重视政事堂为行政中枢，礼遇我们这些身居高位者，把我们当贤才看，才这样做的。如果诸位自己不称职，那么可以自请辞职让贤，没有必要减公膳，以换取虚名。国家看重我们的，不在于此，而宰相能不能办好国家大事。如果能办好事，这点酒席并不算奢费。（刘肃：《大唐新语》卷7）

    但是，如果宰相总是跟皇帝顶牛，而这个皇帝又有点脾气的话，那么宰相往往是要被罢免的。如果有些宰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很可能一味顺从皇帝，做一个模棱宰相，完全按皇帝的意思办事。不过，在政治还清平的情况下，这样的宰相往往会受到朝臣攻击，甚至可能到后来皇帝也会不喜欢他。因为皇帝也不可能事事自己拿主意，肯定有大批事务他没主意或者不想拿主意。

    第三节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隋唐制度变革的关键，也是隋唐制度的标识。从此，中国的官僚制走上了通过考试补充人员的道路。这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一个过分超前的制度因素。正是这一因素，确保了中国传统官僚型帝制的个性。科举制是隋炀帝的创造，隋炀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很不好，是出了名的暴君，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以考试取士就是他的一大创造。

    1．科举制度的科目

    隋唐科举科目先后有变化。隋朝四科取士，进士科为主。到了唐代，科举考试日趋完善，其设置过的科目前后不下几十种，不过，常设的科目不过数种，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明史等。此外，还有特殊时期设置的开元礼科、道举等。这些科目的设置，既反映了某种时代的“习好”，也反映了那时政府对各方面专业人才的需求。

    不过，科举虽然科目设置比较多，其中除了秀才科由于期望过高，考试过于严格，取人太少，唐初就被停止以外，实际上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常见，其他的科目大多处于萎缩状态。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以农为主，政府一般又不参与经济管理，政府事务对专门化的要求不高，只要综合素质好，具有相当智慧，就足以应付政务，在仕途上也往往就混得比较好，反之，那些对某一专业特别擅长的人，却往往长期沉积在类似刀笔吏的位置上，得不到发展。

    （1）明经科。

    明经科顾名思义，就是考儒家经典的科目。唐代将儒家经典分成三类，一类为大经，有《礼记》和《左传》；一类为中经，包括《诗》、《周礼》和《仪礼》；一类为小经，《易》、《尚书》、《公羊》、《殼梁》属之。其中《论语》和《孝经》是所有应试者必须充分了解的常识性儒学知识，是必考的内容。

    考试的方式分为帖经和墨义两个程序。先考帖经，即将一段经文贴上一句，让你将之填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填空”。一般贴十条，能填上六条为及格——中上，七条为上下，八条为上中，十条满分——上上。然后考墨义，类似于默写。也是考十条，等级分类与帖经同。最后考策论，即对时务的议论看法。考试按成绩分四等录取，分别授予从八品到九品的官阶。

    策论是每个科目都必考的，往往形成一定的套路，几科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几乎没有人不会考，也没有人通不过。而帖经与墨义则是看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相对来说，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考生只要将有数的经典背熟就行了，不仅考试容易，录取的比率也比较高，每年大约有10%～20%的录取率。

    明经科的存在与发达，表明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对儒家伦理的依赖。汉代的察举制通过举荐和考试两道关口来贯彻这种意识形态。经过玄学和佛教的冲击，国家的儒气有所减淡。隋唐统一，传统意识形态开始恢复。统治者显然明白，儒家伦理对稳固统治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事实上，不仅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就是每科必考的策论，也充斥了儒家气息的说教。当然，由于唐朝的李家皇帝，冒充传说是道家经典《道德经》的作者李耳的后裔，所以对道家、甚至道教情有独钟。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一度将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改为《道德经》，唐玄宗还开过道举。但是，从总体上看，考试内容上儒家伦理的统帅地位并没有动摇。当然，明经科的发达，还跟它的考试内容相对容易有密切的关系，一种既合乎正统道义，又方便过关的人事考试，注定是有生命力的。

    （2）进士科。

    进士科是从隋朝以来最受重视的科目。其来源据说是《礼记，王制》。《礼记》很多篇章是后世儒者对理想制度的描述，“进士”估计也不例外。从隋朝到唐初，此科主要考策论，以文辞华美为胜。后来增加帖经和杂文，帖经只是加了一点儒家经典的内容，而所谓的杂文，则是指带有讽喻性的带韵美文。中唐以后杂文改为律诗（五言排律六韵十二句），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和挑战性。进士科考试相比明经来，要难得多，录取的比率也低得多，每科不过1%～2%的录取率。所以俗语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说的是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并不算晚，而三十岁考取明经已经算老的了。

    虽然进士难考，但终唐之世，士之有为者，大多趋之若鹜。屡败屡战者有之，前赴后继者（父子相继）亦有之。关键是这种考诗赋的考试，能考出人的文字修养和文学才能来。一旦考中，则为人所推崇。律诗，尤其是排律，是对文识意境、文学修养、诗歌音韵以及文字技巧都要求比较高的一种诗歌形式。好的律诗，不仅意境悠远，文辞清美，而且读来抑扬顿挫，余音绕梁。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做好诗，不仅要有精深的功夫，而且必须有点天才才行。由于进士考试的带动，整个士林，乃至整个社会都对诗歌重视起来，朝野流行律诗，连酒楼妓馆，也传唱不绝。这种社会风气，反过来又影响到科举考试，以至于后来的进士科，完全依律诗做的好坏取人，其他的因素都不考虑了。

    进士难考，考取后也是安排做八九品的小官，但以后的发展却比明经快得多。唐朝的宰相，进士出身的人往往要占一半以上，其他的名臣和名人，也往往是进士出身。科举制越是发展，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通过进士出身的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士科才是真正打破门阀世族的利器。

    进士与明经是经常举行的科目中，最常见的两个，都属于“常科”。除此之外，还有皇帝为某种特殊目的特意安排的科目，被称为“制科”。不过，制科出身不为人看重，而且也不经常举行，所以不再叙述了。

    以上讲的是文科考试，属于科举考试的主要部分。但唐朝自武则天开始，还开科武举。武举由兵部主持，既考骑射功夫，也考武艺和负重能力。考试合格者，成为武职官员。据说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武举考试中试率也相当低，也是l%-2%，非有一身硬功夫，不能过关。

    2．科举取士的过程

    科举考试往往跟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密切关系。参加考试的考生，往往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即在地方和中央官办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中央的“省试”。二是“乡贡”，即没有在官学就读的知识分子。只要想考试，也可以通过所在州县报名参加。不过要先通过县和州的两级初试，合格后，再到京师参加省试。

    从理论上讲，除了工商子弟、犯过法的人以及小吏之子，都可以参加考试。但是，有资格、有能力进官学，尤其是中央一级学校学习的人，往往要占很大便宜。不仅可以免去多次考试的麻烦，而且可以直接接触到达官贵人、诗家名流，受最好的教育和指点，领略最新的诗风，在考试中大占便宜。

    省试（因是尚书省主持故称）开始由吏部主持，后来改为礼部副长官主持。礼部因此而设贡院，考试、判卷均在贡院举行。因此，主持考试者又被称为“知贡举”，一般都由当时最有文名、持重老成者担任。考试每年春天在礼部的贡院举行，时间以一日为限。考生须准备一天的饭食和饮水，以及文房用具。时间一到，还可以点上三支蜡烛，等这三支蜡烛燃尽，若考生还不完稿，那就只能抢卷了。对于录取的考生来说，主考官是他们的座师，而判卷的考官则被称为房师，往往备受礼遇。到了后来，科举中人所谓的老师，就是指录取他们的房师和座师，而真正授业的老师，反而被忽略了。礼部考试通过，考生就获得了出身，即进士资格，但要想做官，还得参加吏部考试。

    吏部考试相对容易一点，但带有很强主观性。其内容为：书、判、身、言。所谓书，就是指书法，字写得不好的人，不能通过考试；所谓判，即指官方文书的草拟；所谓身，指身材和相貌，长得有缺陷和过于其貌不扬的人也很难通过。据说，有个叫方于的人因缺唇，连续十次都通不过。所谓言，是看考生言辞是否流利。事实上，吏部考试往往考的不是才能，经常会有一些相貌欠佳或者言辞不利的人被淘汰。据说韩愈就连过了三次才勉强过关。

    唐玄宗时，杨国忠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经常拿朝政开玩笑。据说他曾经亲自主持吏部选举，把考试当儿戏，看见身材矮小的就派去做道州参军，因为道州人矮子多，见到大胡子就派去做湖州文学，以湖噱胡。（王谠：《唐语林校证》卷5）

    3．唐朝科举考试的隐性制度因素

    通过考试取士，能否将真正的人才取进来，对于这个制度的操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隋朝二世而亡，真正实行科举制度的实际上是唐人。为了保障制度的充分有效，唐朝上下都花了不少心思，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属于制度以外的东西，但人们一直这样做，借以弥补制度的不足，所以被称为隐性制度的因素。

    取士质量，是考试制度成败的关键。骆宾王起草《讨武璺檄》，文采飞扬，被骂的武则天听了后，认为将这样的人才流失（没有取来），是宰相之过，实际上是科考之过。显然，录取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考官的眼力。唐朝重视诗赋，可是，历来对诗的判断都是很难的，不仅有主观好恶的问题，还有考生临场发挥的问题，完全有可能，一个公认的才子，到了考场却考得一塌糊涂。所以，唐朝的进士考试一般是不糊名的，卷子是谁的，完全清清楚楚，录取时不仅允许参考考生的“平时成绩”，而且考官还要经常跟名流保持接触，以了解诗坛的新动向，听取已经成名诗人对举子的意见。

    每年考期之前，考生们就从各地赶到京师，先将自己平时的诗作投向有文名的达官贵人，也有直接投给考官或者礼部的。投给考官和礼部的叫“公卷”，投给名人巨卿的叫“行卷”。一般来讲，通过名流向考官推荐，效果更好些，所以，“行卷”更为流行。在那个时代，所有名流都很乐意做伯乐。如果发现了真的才子，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忙推荐。韩愈就大力推荐过李贺，有些人认为李贺要避父亲的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还为此做文章辩驳。还有的时候，某些人诗名特盛，用不着行卷，还未考试，实际上大家已经认定他是状元了。不仅考官以为如此，考生也有同感。比如王维是公认的才子，考前就被定为第一名，结果也就是第一。

    大诗人白居易曾行卷到了当时著名诗人顾况门下，顾见白居易的名字，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君何居易？”后来，读到白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击节叫好，说：“有才如此，居亦不难。”

    李贺把自己的诗作送给韩愈看，正赶上韩愈送客回来，非常疲倦。门人把李贺的诗作呈上，他已经准备就寝了，一边解带一边看，当读到“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之句，来不及系上衣带，连忙下床将李贺接了进来。后来，因李贺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晋”字，跟进士的“进”谐音，还是没能参加进士考试。

    这种行卷的规矩，必须建立在士林道德水准比较高，考官和有力量推荐的人都能出于公心的前提上，否则，就会流为贿赂和舞弊。有唐一代，人们对于科举非常看重，无不将之视为关系王朝命运前途的头等要事。别的事情可以马虎一点，掺点私心，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敢乱来，否则不仅当时弹章交集，而且还会遗臭万年。甚至连皇帝推荐的人，如果不够格的话，也不能随意录取。此外，由于唐朝诗风大盛，考官和推荐者也是诗人，他们对自己诗名的看重，不亚于生命。如果胡乱荐人和取人，那么对他们自己在诗坛的名声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在唐朝绝大多数时期，科举考试都是公正的，虽然也因为各种原因遗漏了一些人才，比如李白与杜甫都没有中进士，但大多数出名的诗人还都是进士出身，大多数的贤臣能吏，也是从进士科里冒上来的。

    玄宗朝，有王如泚者，其岳父为玄宗方伎供奉，深得皇帝喜爱。是年王如沘应试，其岳父求玄宗让女婿及第，玄宗答应了，于是告诉礼部本科考试让王如洸及第。礼部负责考试的侍郎（知贡举）将此事告知执政的宰相们。宰相问侍郎，王如沘文章如何？能够及第标准吗？侍郎答道：介于及第落第之间。宰相于是说，若是如此，就不应该让他及第。明经、进士考试，是国家取才大典，若单凭皇帝一句话，就可以轻易把功名与人，那么以后将怎么取才？随后，宰相即将此事告知皇帝，取消了成命。而这边，王如沘以为已经得到了皇帝允准，在家中大宴宾朋，忽然听说原议取消，大为丧气。（王谠：《唐语林校证》卷1）

    4．科举与学校

    隋唐的学校开始跟汉代不太一样，儒学的学习虽然占了主要方面，但属于应用学科的学校也不少。既有学医卜星相的，也有习律、习算和习字的。各种专业学校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这表明，经过玄学的变异，佛学的冲击，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的交流与文化引进，使得汉代经学笼盖一切知识的局面被破坏了，价值追求有多元的迹象。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且多样的知识也有进一步系统化、专业化的可能。

    隋唐时期的学校可以分为中央的和地方的，也可以分为儒学的和技术、杂学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在京师，由中央政府（国子监）出面办的儒学学校，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是国子学，招收皇族嫡系子孙和三品以上大员的子弟。第二等级是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第三等级是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和有散爵者的子弟。有时兼收庶人子弟中的优秀者。除此之外，还有贵族学校，如门下省所属的弘文馆，额员30人，只招皇族嫡系子孙以及皇后、太后嫡亲子孙，以及宰相之子。还有东宫所属的崇文馆，额员20人，招生对象与弘文馆同。这种学校师资好、待遇好，有时连公主的儿子都进不去。

    京师的第二类学校是属于技术性的，有律学、算学和书学，分别以学习法律、算学和书法为主。

    京师的第三类学校属于杂学类的，主要有太医院的医学、太常寺的卜学和太仆寺的兽医学、司天台所属的司天台学（天文历法）等等。

    地方在州县两级均设有儒学性的官办学校，是为主流，但有些地方也办医学学校，专为培养地方医生之用。

    显然，这种学校的分布，虽然依然是以儒学的学习为主，但各种技术和杂学，也有一席之地。不至于让所有人都拥挤到一条狭窄的官僚小路上去，可以使社会需要的各种学科进一步专门化。可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前现代社会，做官毕竟是一个最稳定、收益最好，同时获得社会荣耀最多的职业，所以，学习以文科知识为主，有利于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考试的学校，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都纷纷涌向这些学校，使得这类学校无论从场地、师资和经费上都可以得到最优的配置，学校不断上台阶。而相形之下，那些技术和杂学类的学校则一天天地萎缩。最终，中国失去了在一个最好时机实现学科专门化的可能。

    5．唐代科举制度的评价

    在整个科举制度的历史上，唐代的科举效果是最好的。在考试内容上，最重要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实际上是将录取的重心落到了“才”而不是“德”上，从而使得官僚体系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将全国的精英吸到了国家的管理网络中。不仅使官僚制获得了较高的管理效率，而且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士大夫离心离德的可能。正如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话那样，“天下英雄尽人我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