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推行科举制的结果，对于官僚制帝国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削平了大门槛，扫荡了自东汉以来门阀世族的势力。虽然隋朝统一以后，世族已经处于衰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阀政治依然阴魂不散，对于这种导致君权式微的政治社会状况，皇帝自然不能容忍。自隋朝以来，皇帝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削弱世族残余势力，尽量打破人们过去的门第观念。但是，到了唐太宗的时候，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依然按从前的规矩，将北方的所谓第一大族的崔氏列为第一。受了皇帝的申斥，才将皇族排在第一，但仍然抵制唐太宗的意思，不按现任官僚的地位来排列氏族。可是，科举实行多年以后，旧世族势力逐渐地不削而自削，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了。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法律规定不能科考的贱民，只要读过书，有相应才华和才能，就有可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虽然旧世族还有些残存的文化优势，但随着唐代文体形式的转变，文风的转移，六朝华丽的文风不再受欣赏，骈文和大赋也不再有市场，而且进士考试说是诗赋并考，但实际重视的只是新兴的诗体排律，旧士族的文化优势也就逐渐消失。当然，唐代的政策其实是对现任官僚实行优待的，中央国子监系统最好的学校，都只对中高级官员和皇族开放。但是，由于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教出来的，学校的好坏对于一个人的诗才的影响并不太大，所以，科考并没有因此而向官宦和皇族子弟敞开大门。从那以后，历朝历代，从科举考试出息的人中，寒族子弟占了绝大比例，而王孙贵族则没有多少份额。唐代以后，即使是父祖都为官的人，往往也将家族的传统定位在读书上，强调子孙必须从科举上出息，在考试上见功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宋代开始，中国就没有了高门槛——世族。

    科举制的推行，还在客观上改变了社会文化面貌。唐朝诗歌的兴盛，显然与进士考试考诗赋有着很大关系。唐诗繁盛，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以至于后人再也无法在诗上超越唐人。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头号帝国，其文化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所以唐诗也传播到了世界，甚至成为周边国家喜爱的文化形式。日本和新罗的精英甚至来到中国留学，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越南和新罗还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

    科举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还体现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上。随着科举推行，原来统治乡村世界的精英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对门第的看重，过渡到对文化的看重。一个人无论门第高低，拥有相应的文化底蕴才有受人尊敬的资本。由于机会对更多的人开放，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也逐渐旺盛起来。乐意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人学诗的也越来越多，印刷术从此普及，书变成了一种商品。不仅男人能诗，女子也能诗，有些能诗的名妓甚至让科考的佼佼者惭愧。好诗随着人们的传诵，歌儿舞伎的吟唱，很快就传遍全国。能诗的人，即使没有官位，在乡村世界也能得到尊重。

    更重要的是，科举使得乡村的文化教育围绕着它来运行，从而使中国文化烙上了官文化的烙印。一个与国家政权密切相连的阶梯，从乡村一直连到庙堂，使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文化网络上的支持。

    科举制也对官场风尚的变化有某种影响。知贡举的考官，往往通过考试，与所录取的考生结成师生关系。而同年被录取的人，则形成了“同年”关系，进士们往往非常看重自己的房师座师，视之为知遇者。而同年也是一种非常强固的纽带，在官场上，这些人往往凭借这种关系，形成网络，相互攀缘，人称“朋党”。虽然皇帝一般对此都持否定态度，但是，这种由科举产生的朋党关系，在官僚帝国里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农业的传统国度里，人们脱离了农村之后，往往要依托某种类宗族乡土组织，才有可能更好地开展活动。科举正好给了进入仕途的人们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和凭借。

    当然，科举制的推行，对历史的发展，也带来很大负面效应。首先，它使得学校体系从此以后就和选官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这种状况，使得从隋唐已经开始的学科分化和技术学习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向被遏制。知识学习被限制在文字、文字书写、文学和道德讲求上。其他专业知识则退回到了师傅私相传承的作坊阶段。使中国本来就该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受到了影响，以至于长期无法进化。其次，科举虽然强化了官僚制，但也使得人才都被行政体系吸走，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其三，科举制虽然推动了人们向学，但也极大地催生了官本位文化的生长。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围绕着官僚体制打转，这对于中国社会以后的发展影响甚巨，以至于今天仍旧余波未平。

    第四节唐代的官吏任用考核制度

    唐代已进入官僚制的成熟期，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员的任用考核制度也日趋成型，各项程序和各种技术指标日趋完备，为后世奠定了基础。

    1．官员的任用和任用方式

    唐代官员的任用方式有这样几种，一是试，即试用。二是守，汉代的守为试用，唐代为实际任用。三是知，即权知某官的意思，系由皇帝亲自下令委任的某些职务，往往是以他官兼任某职，但所知之职往往变成了真正负责的官职。四是行，品级高的官员，担任与品级不相应的低品级官职谓之行。五为带，即以本官品之外，兼带其他官品。六为兼，即兼任。七为领，与兼带类似。八为摄，即暂时摄理。九为同，即等同于某官，有在本官品之上，再赏赐一级的意思。十为判，即非该官职者，但做该官职之事。十一为权，权知暂代的意思。此外，还有检校，原指代理，后为地方官加中央衔的意思。充，指特别派遣充任的意思。勾当，特派兼任的意思。斜封，指没有经过宰相政事堂，不经正式任命，由皇帝私下委派的官。严格来讲，斜封是不合法的。

    武则天时，出于打击反武势力的需要，酷吏当政，鼓励告密，官员缺额甚多，于是大肆斜封。进士、明经落选者，并乡村蒙学教书先生大批被封以官职。中宗复辟，斜封得官者凡二百余，有从屠户商贩而骤得高位者。

    隋唐时期官员的任用都要由吏部发给任命状，即所谓“告身”。这种制度源于南北朝中后期，到了隋唐开始定型。告身例由中书舍人起草，在专门的纸或绢帛之上填写好，然后盖上吏部的专用大印（武职则用兵部印），发给被任用的官员，作为上任的凭证。唐朝中叶以后，任用制度开始腐败，吏部往往有大量空白告身，随时填写人名，以备卖官之需。

    跟汉朝不同，唐代所有官员的任用，权限均在中央，地方的杂佐官也由科举出身，然后由吏部任命。唐代地方官的任期，州刺史和县令三年一迁，杂佐官四年一迁，中央官四年一迁。

    隋唐时期，官阶分为九品，每品有从正之分，自四品以下，每品的从正两个等级，又分上下阶。这样从一品到九品，共有30个等级。九品之外的吏，也有官品，九品之内为流内，九品之外为流外，流外有流外勋品。从二品到九品共八等，之外还有视流外勋品，也有八等。官品是官员的品级，官职是官员实际担当的职务，某官职一般规定有相应的品级，但并不一定非得完全相当，高品担任低职，低品担任高职的都有。就是说，官品相当于你的级别，而官职才是你的实际职务。

    有一位县里的小官，听说有位老婆婆会用琵琶给人算命，于是前去问自己的官运。老婆婆弹了几下琵琶说，这个官人真是富贵命，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小官说，阿婆错了，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婆婆说，那我改一改：你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更得五六年总没品。（张鹜：《朝野佥载》卷3）

    2．官员的考核

    隋唐时期的官员考核，已经进入标准化、程序化的轨道。

    （1）考核机构。

    隋唐官员考核机关是尚书省的吏部，由吏部尚书和侍郎亲自掌握，具体负责的单位是吏部的考功司。考功司不仅负责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长官的考核，还负责汇总检查全国的考核情况，将考核资料存档，以备官员升迁时参考。中央各个部门和地方衙门内属员的考核，由部门和地方长官与衙门中专门负责考核的官员主持进行。中央高级官员的考核，则由监察机关和皇帝亲自掌握。

    （2）考核标准。

    唐朝官员的考核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德行标准，所谓“四善”：一为德义有闻，二为清慎明著，三为公平可称，四为恪勤匪懈。即品德好讲仁义，为官清正，断案公正和勤于政事。还有一类是为官的业务标准，所谓的“二十七最”，即二十七类官职的业务业绩之最。从谏议、选举、考核、礼制、司法、军事到地方行政、学校、税收、仓储，甚至医卜星相都包括在内。当然，对于具体官员来说，其实只有一项适合于他，所以，做到“一最”，就是业务上的最高评价了。

    除了以上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之外，对于地方官，还有一些具体业绩考核指标，比如在任期间所辖地方增加了户口和耕地，则考核的时候加分进等，反之则减分降等。

    （3）考核方式。

    考核分为大考和小考，小考每年一次，大考三至四年进行一次。大考综合几年的小考情况，定出官员的等级。一般来说，唐代考核官员的时候，将“四善”和“二十七最”的标准综合起来，将官员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新唐书》卷46《百官志》）在具体操作上，各个衙门对官员进行考核的时候，先由被考核者自己写出“自我鉴定”，当时叫“当年功过行能”，然后由部门负责考核的官员，根据被考核者的表现和他的自我鉴定，写出考状（单位鉴定），由部门长官当众宣读，大家再进行评议。各部门长官，由上级长官考核，中央各部和州刺史则由吏部进行考核。

    贞观年间，桂阳县令阮嵩怕老婆。一日在官厅会客，招女奴伴歌，他的老婆闻后披发跣足闯了进来，进门就拔刀相向，吓得大家作鸟兽散，阮嵩钻进床下久久不敢出来。后来考核，刺史做考词曰：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张莺：《朝野佥载》卷4）

    凡是考核被评为中上以上等级的，每进一等，加禄一季；考核为中中，不加不减；凡考核为中下等的，每降一等，减禄一季，考下下者解职。考核成绩在吏部备案，以后的升迁降黜，都以此为凭据。

    卢承庆为吏部尚书，主官吏考核。有一官督运漕粮，遇到大风而损失殆尽。卢为之考评道：“监运损粮，考中下。”然而这个官员听了以后毫不动容，一句话申辩的话都不讲。卢很佩服他的态度，遂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那人听了以后，仍然无动于衷，了无喜色。结果卢又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中上。”（刘肃：《大唐新语》卷7）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监察体系

    隋唐的监察体系，跟前代略有不同。在原来负责监察中央和地方官的两套机构之上，又设置了一个总领协调的机构，形成了三套班底。东汉以来，原来御史台的负责人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御史中丞变成了御史台真正的主持者。进入隋朝之后，将御史中丞改为御史大夫，主持御史台，另置治书侍御史2人为副。唐朝则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恢复了西汉体制。

    御史台下设三院，一为殿院，设殿中侍御史，隋朝12人，唐朝设9人，官阶从七品下，负责上朝礼仪纠察和京师城内的巡查。二为察院，设监察御史，隋制12人，唐制15人，官阶正八品上。负责监察百官和分巡地方。监察御史以入院先后排座次，以先人者为尊，其各自的任务也有区别，资格最老的三人负责监察各部。每人分两个部，其余的分巡地方，资格最浅的，巡查的地方最远、最苦。

    资格老的监察御史相当威风。京兆人高丽，是为御史台送公文的差役，御史台令史伪造文书诈骗，事情败露，令史逃跑。御史张孝嵩抓高丽顶罪，严刑逼供，使高丽两脚残废，锻成死罪。大理寺抗命，认为依法人已残废不应再加刑（处死），御史大怒，说，两只脚废了也不耽误他造伪！于是令两人夹着高丽赴街市，杀掉了。（张鹜：《朝野佥载》卷2）

    在殿院和察院之上，设置台院，内设侍御史，隋制8人，唐制6人，官阶从六品下，负责总理御史台的一切事务。其中，以年资最老的侍御史一人，担任知杂侍御史，负责挑选和考评御史和处理杂务。其次设知公廨侍御史一人，负责日常事务。再次设知弹纠侍御史一人，负责协调对官员的弹劾事宜。最后另设知推侍御史2人，分别负责“东推”和“西推”，东推掌管纠察京师百官的违法失职案件，西推掌管地方州县的官员违法失职案件。殿院的殿中侍御史和察院的监察御史，按例要协助东西推工作。

    唐大中十二年正月，含元殿大朝会，太子少师柳公权八十高龄，为百官班首，上朝朝贺。然而待仪式行半，已经疲劳不堪，及轮到给皇帝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时，把“和武光孝”念成“光武和孝”，结果当场遭到御史的弹劾，被罚俸一季。（王谠：《唐语林校证》卷4）侍御史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百官上朝时的礼仪行止。

    武则天时，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快要升三品了。一次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馋人之极，便买了一个，在马上吃了。因此遭到御史弹劾，说他行为不像大臣。结果武则天下令，不许他再升三品。（张莺：《朝野佥载》卷4）

    此外，唐朝分设东西两都。在不常驻的东都洛阳，按规矩要留一个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留守机构人称“留台”。

    除御史台之外，由于尚书省长官已经变成宰相，而下属的六部又逐渐成为行政执行的基本部门，功能渐次独立，所以，尚书省的副长官尚书左右丞，无事可管，就演变成了另类的监察官员。他们不仅负有监察百官之责，而且还可以弹纠不称职的御史。

    隋唐地方区划比较小，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存在问题，因此，特别注意对地方官的监察。朝廷往往设置专门的监察机关和人员，加强对地方的监督。隋朝有专门的司隶、谒者两台，设刺史巡查地方。唐朝则定期派出观风俗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访使等官员，与监察御史一道，担负巡查地方的责任。后来，原设的各使大多演变成实体性地方官，于是，朝廷利用盐铁转运使来承担监察任务。

    唐朝的门下省长官被列为宰相，但门下省官员却依然担负着谏议的责任。门下省的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都相当活跃，经常给皇帝提意见，对宰相的政务处理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干涉朝廷大员的任用。唐朝还设有前代所没有的谏议官员，即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左隶属门下省，右则隶属中书省。

    阳城为谏议大夫，唐德宗想用裴延龄为相，结果被阳城得知，誓死反对，最后德宗居然改了主意。（王谠：《唐语林校证》卷3）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中前期政治比较开明，因此监察体系作用发挥得比较好。御史和谏官不仅弹劾违法官员，而且经常给皇帝提意见。这使得皇帝们时常要为之改变自己的做事习惯，百官的行为也有所收敛。唐朝的监察官员经常在朝堂之上，在百官聚会的朝会上当众宣读弹章，令被弹劾者十分难堪。

    唐高宗显庆元年，侍御史王义方在朝会之上，当众弹劾中书侍郎李义府逼杀大理寺官员。弹章念毕，他大声呵斥李义府退出行列，李义府自恃官高爵重，姑望不肯退。王义方再三呵斥，李一直看着皇帝，可皇帝一句话也不说，李不得已退下。（《唐会要》卷61）

    到了唐朝晚期，检察系统的作用大打折扣，御史自身贪渎，玩忽职守，谏议无人听从，整个官僚机器趋于锈蚀，王朝也就寿终正寝了。

    洛州司佥严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查。此公喜欢吃牛肉，所至州县，人家都要为他宰牛漉酒。事无大小，只要给他金子，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到之处，金价为之上涨，人称“金牛御史”。（张鷟：《朝野佥载》卷3）

    第六节府兵制及其畸变

    府兵之名始见于西魏，但西魏的府兵还是带军籍的私兵，士兵要随将领之姓，是将领的私属。北周时，开始吸收均田制的农民当兵，府兵开始向国家化方向发展。隋朝建立，推行军队国家化自然是制度建设的主攻方向，所以，府兵制彻底与均田制相结合。凡是军士，都可以分到一份田地，军人不再有特殊军籍，完全归属乡村的坊里管理，虽然军府还在，但已经成为分得土地的军士（实际上是农民）平时训练和服役的管理机构，从此形成了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

    唐代进一步完善了府兵制，设置诸道折冲府，管辖府兵。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各设专职军官若干、军曹若干，负责平时的训练，每年上级机关点校检阅一次。上府辖府兵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平时就编成军队组织，十人为火，火有火长；五火为队，队有队长；两队为旅，旅有旅帅；三旅为团，团有校尉。自队长以上，皆有官阶。士兵训练和入伍（上番）时，按编制行动，由折冲府的军官率领。府兵21岁服役，60岁退役，在这期间都要为朝廷当兵服役。府兵除了平时集中训练以外，主要任务就是到京师和边境服役，又叫“上番”。按服役地点的远近，决定服役的方式，如果500里内，则一个府分成五组轮流服役；如果1000里，则分成七组轮流，余类推，每年服役1个月。如果恰好赶上战争，那么就得延长，以后来的服役量折补。府兵上番，须自备武器装备和粮食，只有超过规定上番时间的时候，才由国家提供粮食。府兵每3年选1次，挑选的时候既要考虑家产，又要考虑被挑民户的男丁多寡，一般是考虑多财和多丁的。

    府兵是唐朝初年的基本军事力量。按道理，府兵的选点应该按人口的分布平均分布，但实际情况却是，军府大部分集中在关中地区，也就是说，关中地区的人，构成了唐朝初年军队的大半。“（唐）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资治通鉴》卷228《唐纪44》）实际上，不仅府兵大部分是关中人，军队的将领也大部分是关中人。泛而言之，唐朝立国，实行所谓“关中本位”，从皇帝到勋臣基本上都出身关中。可以说，关中人是那个时代的统治人群。当然，我们不排除这里有关中人膂力强劲、高大威猛的因素。因为那是一个胡汉杂处、人口素质因游牧民族混杂而得到极大提高的地区，所以多出一点军人，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比例如此不均衡，恐怕就是统治的地缘因素了。事实上，也许只有关中来的军队，皇帝才能放心得下。

    应该说，府兵制在唐初，还是比较有效的。在对付突厥的战争中，府兵发挥了很强大的战斗力。这是因为唐初的府兵，大部分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这些老兵在分给土地之初，既保有原来的战斗力和作战经验，同时又为分得土地感到鼓舞，所以制度才有如此的效能。从本质上讲，一个农业民族，想要使居民既做战士又做生产者，其实是有些难度的。即使勉强实行，效果肯定不如游牧民族那么好。在冷兵器时代，对于游牧或者游猎民族来说，马上的骑射功夫，平时和战时没什么两样，平时的生活游动性就很大，战争所需要的背井离乡、长期流动，对于他们来说是日常生活中平常的事。所以，游牧和游猎民族，一旦出现杰出的领袖，往往会以他们平时的生活组织为基础，建立牧兵合一的军事组织。这在对付汉民族的战争中，多半会比较有效。但是，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族，模仿这种制度对付游牧民族时，却常常力不从心。道理很简单，农业生产与打仗之间，相似之处太少，而且，农业生产所要求的不误农时，大量的劳动力投入，都与战争的要求背道而驰。背井离乡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完全不可能像游牧民族那样，将家庭驮在马背上，什么地方可以生活，就在那里安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初府兵的成功只是一个例外。

    另外，军府过分集中于关中，使得关中人当兵成了一种职业，结果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方面，一般老百姓被频繁征发，“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杜甫：《兵车行》）关中农田荒废，生产下降。本来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很快就凋敝下来，地处关中的长安越来越依靠南方漕米的供应，由于运输不便，中央政府不得不多次到洛阳“就食”，关中的农民日益贫困化，大量农户濒于破产。另一方面，出身勋贵之家的府兵，由于往往派去做皇宫的守卫和皇帝的侍卫，很快就会升为军官，成为一般府兵的管理者。这些纨绔子弟，没有经历过战争，又只知道作威作福，使得府兵日子更加不好过。所以，富者雇人代替，而穷者难以应付，自备军械和口粮，也成为府兵日益难以承受的负担。上番的日子也越发难过，结果是大批关中农民逃亡，府兵越点越少，从三年点一次，到六年一次。到了开元年间，朝廷干脆停止了府兵的上番，府兵制名存实亡。

    府兵停止上番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

    首先出现的是团结兵。团结兵是地方政府招募的军队，从武则天时代已经开始广泛出现，主要用于防范和镇压边境和西南少数民族。无论何人，只要骁勇都可以当兵。被招募以后，免去一切徭役和赋税，平时在家练习武艺，按时集中阅试，有事时则出征。其次是扩骑。系开元年间，由宰相张说的提议开始征召的。扩骑和团结兵一样，只要身体条件合乎标准，所有人都在被招募的行列。被选中以后，免除徭役和赋税，需要时则集中起来出征。团结兵和扩骑，跟府兵不同的是，不再严格隶属军府，出征也不用自备资粮，而且国家还发给一定数目的补贴。

    如果说，团结兵和扩骑还不属于完全的职业雇佣兵，他们平时还属于老百姓，生活来源主要还是依靠平时所从事的行业，当兵的收入只占一部分的话，那么边防上的官健，则是一种以当兵为职业的雇佣兵。由于府兵逐渐无力自备资粮，于是在担任守边任务时，边境军镇开始用发补贴的办法，给予上番的府兵资助。这个制度逐渐发展到招募乐意长期在边防驻守的男丁（实际上是流民和半流民。后期则大量招募少数民族），由军镇发给衣食和金钱，形成了边境上的常备军，人称官健，属于完全意义上的职业雇佣兵。

    在募兵制的发展过程中，团结兵和扩骑属于不完全的雇佣兵，而且多处在内地，时间一长，尤其是西南少数民族逐渐无事以后，也渐渐开始流于形式，武备废弛。但官健作为边境上的常备职业军人，由于不断地有战事（有唐一代，边帅生事，对外取攻击策略是一大特色），因而得到锻炼，本来职业军人的军事素质就要优于半职业兵，这样一来就更加精锐。而且唐朝盛时，皇帝经常对外扩张，结果是促使边境的军队不断扩展，边兵不但强，而且人数也不断增加。而内地，包括京师则武备废弛，府兵、团结兵和扩骑都走向了没落，百无一用。更重要的是，唐朝由于皇族的少数民族血统，所以根本不在乎用少数民族将领统兵——这个在其他朝代看来需要顾忌的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对王朝缺乏文化依附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随着军功的增加而官越做越大，在实行诸道节度使制度之后，许多边帅担任权力很大的节度使，造成了军事上内轻外重的危险局面。某些少数民族将领，刻意招募善战的少数民族为兵，形成自己的私人部队。如安禄山就招募几千少数民族壮士，组成自己的亲卫部队“曳落河”。最后，在外表上看起来唐朝的最强盛时期，开元天宝年间，爆发了“安史之乱”，蓄谋已久的胡人边帅终于发动了对朝廷的叛乱。当朝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将叛乱讨平时，已经元气大伤，而就此形成的边地藩镇割据也愈演愈烈、此起彼伏，最后，唐朝还是完结在军阀割据和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

    第七节隋唐的地方政府体制

    1．从州县二级架构到道、州、县三级架构

    南北朝时期州、郡、县的三级地方行政架构混乱不堪，作为第一级行政架构的州，已经不复有原来的规模，而作为二级架构的郡也已经名存实亡。北周虽然还是州、郡、县三级，但只有州和县地方官到任理事，而郡这一级只拿干薪不管事，实际上等于是两级架构。于是，隋朝统一后，将原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有时也称郡）、县两级制。隋朝有州190余，而唐则有州和府360个，州比秦汉时的郡还小得多，州一级的地方官权力小多了。割据反叛的可能性彻底消灭了，权力和地位也大大降低（秦汉时二千石位比九卿，入朝则卿相），地方做事的能力也降低了。唐朝贞观初年，唐太宗将天下州县按山川形势，分为十道。不过，在开始的时候，道只是作为一种地理区划，并没有行政意义。有时，朝廷派出巡察使臣，也不严格按道来派发。盛唐时节，鉴于州县官吏贪污腐败现象日多，于是在原来十道的基础上增为十五道，每道派监察性质的采访使一员，负责地方监察。由于常驻地方的监察官的权力，从来都有膨胀趋向，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道已经基本构成了一级行政架构的雏形。

    唐朝边境各州，凡总辖军民两政的为都督刺史。唐睿宗时，为强化边防的需要，开始出现边地节度使的名目。开元中，朝廷在边境设置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大多由边将（都督刺史）升任，总管一方（数州）的军、政、人、财以及监察全权。“安史之乱”后，全国各地的道，均设节度使，掌握一道的全权。这样，道就成了凌驾于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人称“藩镇”。唐朝的行政架构，又从二级变成了三级。

    2．地方政府机构

    （1）道。

    道这一级，实际上并不是法定的行政架构，而是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形成的带有军事色彩的一级地方政府。所以，这级政府按规定没有正式的政府编制，节度使名义上也属于中央派遣来节制州县的“使节”。在藩镇盛时，各道凡有军事割据性质的，一般称节度使，其余的设观察使。这些坐镇一方的诸侯，都有中央官的名义，最高的是“同平章事”，与宰相相等，次一等的有“检校三公”、“检校尚书仆射”、“检校御史大夫”、“检校六部尚书”等等。当然，随着藩镇割据的愈演愈烈，所有中央官的头衔都变成了荣誉衔，而且愈加愈高。那些父死子继的藩镇，当政权交替时，必然要求中央政府重新将这些头衔再行颁给继承者，否则就会公开叛乱否认中央政府的宗主权。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为了息事宁人，中央政府都会将这些头衔给这些割据者，作为羁縻的一种手段，维持上下的平安。而割据者由于自身生存合法性的理由（担心其他割据者的觊觎，来自下面的骚动等等），也需要来自中央政府的认可，而这些头衔就意味着中央的承认，所以必须争取到手。

    节度使一般要在所辖州中，选择一个富足坚固的州城作为驻节地。在城里修建一座牙城（古代军将都有自己的旗帜，人称“大牙”，旗下的部曲，人称牙兵。武将驻节地，建有牙城，后人化“牙”为衙），作为自己的办公地和住所。由于节度使一般都是武人，所以麾下必然有一批将领，比如兵马使、先锋使之类。其中，担任节度使亲卫的头领，为牙内指挥使，一般由节度使的子弟担任，地位最为重要。凡割据性质的节度使，都必然招募最强壮最有武艺和与自己具有地缘、亲缘关系的人担任牙兵，而牙兵不仅担负保卫节度使的使命，而且更重要的是威慑所部其他部队，使之不敢反叛。所以，各道衙门，武人往往处于优先地位，而牙兵牙将则是节度使衙门内最有权势的一个群体。然而，牙兵的这种优越地位，时间一长，使得他们逐渐趋于骄横。割据的藩镇往往不听朝廷号令，维系部众又只凭武力，上下彼此缺乏起码的道德联系，牙兵与节度使之间也是如此。节度使对牙兵必须假以辞色，厚加供给，稍有差池，则怨声四起。节度使为了保住地位，不得不尽量对牙兵姑息，最后酿成骄兵，动辄杀掉镇帅，另择他人。

    泽潞镇自卢从史以来，每天要有300人为牙兵准备饭食，无酒无肉不行。徐州镇牙兵骄横，节度使田牟成天与他们混在一起，杂坐饮酒，甚至为之把板唱歌，每日耗费以万计，然而犹自喧哗，阴谋逐帅。

    除了军人以外，节度使衙门的属官还有以下几种：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这是节度使的主要助手。按规定，凡节度使遭遇突然事故，他们二人有资格代掌职权，但割据性质的节度使往往自行世袭。所以，这两个职务，如果不是由继承人担任的话，往往会成为纯粹的助手。比前面两位地位低的是书记和判官。此二种职位属于文职，一般都邀请著名的文人担任，往往属于节度使的谋士，本职的文字事务倒退居其次。所以，在一个军事割据的集团里，他们的地位却很稳定，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