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军阀割据的时代。历史上不乏类似情景，每个朝代交替的时候都会出现军阀割据，但将之制度化而且持续时间很长的，就只有五代十国时期。如果非要找相似情景的话，那么历史上与之最相似的情景就是现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过，那时中国已经算进入了现代，制度的话语已经变了。

    军阀政体的特色是制度形式上几乎跟唐朝没有任何改变。五代之间的更迭，连官僚班底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原有制度的内核已经没有了，统治基本以武治为主，以往的文治结构退居次要，朝野缺乏起码的文治精神。从国家的管理到秩序的维护，基本依靠军事实力，所谓“长枪大戟”。文官堕落到了只能配给征收赋税作计量工作的地步。原有政治文化中的道德依附，基本上荡然无存，儒学地位从天上坠落到了地下。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色是，中央政权虽然无力控制地方，但各地割据势力却都要对中央表示归附，获得中央政府的承认。至于中央王朝是否换了姓，对此毫无影响。割据政权所要的只是一个名分，而盘踞中央的大军阀和地方的小军阀对这个名分还都很在意，在上者得到虚拟的统一，在下者则获得了名分上合法性的资源。除非出现大的动荡，大体上都可以相安无事。

    第一节武化结构与秩序

    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实际上已经开辟了五代十国政体的先河。藩镇是武装割据政权，不能不具有最大的军事化色彩，对外依赖军队的守御，对内也须有军人的控制和管理。每个藩镇，都是武人的天下。最强的河北三镇，居民中强壮的男丁都去当兵，老弱妇孺留在家里耕种。虽然讲经济实力，河北算不了什么，但其军力之强，却能保证其割据态势一直维持下去。这在冷兵器时代是说得通的，因为武器装备所需不多，所需要的马匹，可以方便地从北方游牧部落处得到。粮食如果实在不够，也可以以武力获取，维持割据，最关键的是要有军事实力。

    正因为割据政权对武力的过分依赖，所以往往没有文化的粗人，只要膂力强健，弓马娴熟，就能吃得开。所以，往往是少数民族或者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在军阀集团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河北三镇实际上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旧部。其核心力量，主要是由安史集团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的亲卫部队曳落河的残余组成，文人只是一种点缀。

    藩镇集团维系内部的制度形式有两种：一是通过血缘、准血缘和地缘纽带，维系部众。首领一般都倾向于将自己的亲属安置在重要军事岗位，尽量考虑用自己的熟人和乡亲。此外，当时还盛行以收义子的方式，在麾下军人中形成一种“准血缘关系”。凡是武艺高强、战斗勇敢的将士，往往都会被首领收为义子。血緣和较近的地缘关系，在前现代社会，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际纽带。对其领袖的背叛，往往就被视为对整个集团的背叛，而脱离了群体的个人，几乎是没有生存余地的。所以，这种维系往往是比较牢固的。至于那种“准血缘关系”，有的情况下非常有效，假子的效忠程度甚至比亲子还高，但有时也不可靠。对这个集团最为致命的打击，常常来自于义子们的背叛。

    第二种维系制度形式是通过掌握亲卫军（牙军）进行武力威慑。每个藩镇，最精锐的部队都是牙兵。牙兵是最强健和最善战的军人，装备最好，而且待遇最优，一般由跟节度使有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人组成。在一般情况下，只要牙兵效忠镇将，那么藩镇就不会自乱。

    在一般情况下，两种维系方式是混用的，牙兵的将领，往往是镇将的亲属和亲信。跟镇将没有关系的勇士，又往往会被收为义子，人为地确立准血缘关系。

    所以，各个藩镇的权力架构是呈现这样的梯度排列的：一个序列是与镇将关系的远近，一个序列是战斗能力的强弱。一般来说，一个能打仗的人，而且与镇将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处的位置就比较高。所以，在藩镇，牙兵牙将是最有权势的人，牙军也是藩镇最核心的权力集团。

    藩镇的这种权力架构，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留到五代十国的军人政权中。五代之中，后梁与其余的四代，实际上分属两大军事集团。前者为从农民起义转化的汉人集团，后者是河北沙陀军事集团。但是，两者在集团构成上具有大体近似的性质，其骨干成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世袭的军将，二是与首领有着密切个人关系的群体。在自己的军事集团中收义子，依旧是维系集团的主要手段。据台湾学者毛汉光研究，在朱温集团的50个主要武将中，河南人37个，占74%（朱为河南人），大部分为很早或者较早跟着朱温的旧人。从出身背景来看，世袭武吏者为16人，平民及身世不明者30人，而士族出身的只有4人（平民和身世不明者，当为农民起义部队中能打仗的。——笔者注）。（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446～44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后唐的前身，沙陀族的李克用集团，亲军皆为沙陀族的战士。对于能打仗的年轻人，李克用往往收为干儿子，军队里甚至有“义儿军”。“（后）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龄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五代史记》卷36《义儿传?序》）李克用如此，出自李克用一个系统的（后）唐、晋、汉、周统治者也没什么两样。

    中央如此，地方也不例外。五代地方州县长官，往往用武人担任，比如后梁的赵犨，原为朱温的牙将，后来做了陈州刺史。他到任后，“以仲弟昶为防遏都指挥使，以季弟翊为亲从都知兵马使，长子麓、次子霖，皆分领锐兵。”（《旧五代史》卷14《赵犨传》）这样就结成了一个地方的小军事集团，这个小军事集团是将大集团的结构整个复制下来。赵犨属于中央能控制的嫡系小军阀，除此以外，还存在许多独立和半独立的地方军阀。虽然大家谁也不服谁，但内部结构却大同小异。

    五代地方官，均用武人。文官只有冯道和桑维翰短时期暂摄过节度使，其余概为武夫。刺史皆以军功拜除，基本没有文官，武人做了地方官之后，部下将领分管民事，但知动粗，赤裸裸地为自己牟利。相里金为沂州刺史，不令部曲管州事，但厚加供给，被史家大加赞扬。

    五代时期军阀的统治行为和方式，大部分都是非常野蛮而且不讲规矩的。各个大小军阀，常常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公开带兵行劫。不仅商旅难行，就是失势的军阀也往往会遭到抢劫，甚至小军阀派往朝廷的贡使有时也会被抢劫。五代统治地方，但知刑罚，民众稍有犯过，没有任何审判，当场诛杀，动辄族诛，数以百计。从前已经被废除的种种肉刑，如剥皮决舌、挑筋剜眼又都被恢复了。可以说，滥杀和滥刑，是五代时期统治的基本手段。

    史弘肇巡查地方，罪无大小，有死而已，不问罪之轻重，理之有无，只要史竖起三根指头，人就活不了，有人大白天仰头看天，也被腰斩。后汉刘铢，左右稍有不如意，即令人倒拽而出，拖得体无完肤而后止，每次打人，都用双杖，美其名日“合欢杖”，不问罪过，只要打就按被打人的岁数那么多，号称“随年杖”。

    第二节失掉了文治精神的文官体系

    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其官僚体系的基本架构，基本上跟晚唐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官的权力却大大缩水。朝廷庞大的文官队伍，实际上只是藩镇政府里为数不多的文官的“放大版”。藩镇的文官主要是书记和判官，前者掌文翰，同时也给军阀们出谋划策，类似于军师。所以，任过书记的文人地位很高，人朝以后就可以成为宰相了。而判官则负责民政和财政事务，实际上是税收事务的核计总管。前者的地位，类似于战争时期的谋略家，这固然是文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已经不是“大道”。而后者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太平年景小吏之所为，更是与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大道背离过远。在这里，传统道德教化这一士大夫治理天下的基本举措不见了，儒学的养成没有了。士大夫成了武夫战时出主意的谋士，平时征集粮饷的刀笔吏。

    唐朝覆灭以后，藩镇的文官逻辑原封不动地进入了五代。由于原有的朝廷文官被朱温屠杀殆尽，余下的文人，整体素质下降。文官只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发挥着作用，一是为军人出谋划策，二是为军人筹集粮饷。从表面上看，五代时的文官似乎权力要比晚唐大得多，因为这时，晚唐的宦官集团随着唐朝的覆灭而灭亡，新起的军阀比起文人来，更看不起阉人，而且对晚唐宦官之祸也记忆犹新，所以，老的宦官被杀得差不多了，新宦官的兵权没有了，地位甚低。原来宦官的“专利”枢密使一职，也由土人担任，因此原来北司（宦官）与南司（宰相）的矛盾彻底消失了。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官，地位却比晚唐还要低得多，因为文官从根本上是被人看不起的。无论是宰相还是枢密使，最多不过是皇帝的幕僚，更多的时候，连幕僚都谈不上。后汉时，皇帝亲卫军首领史弘肇当着宰相们的面，公开羞辱文官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用毛锥（毛笔）干什么？主管财赋的三司使王章答道，若无毛锥，财赋从哪里来？（《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在某些武夫眼里，文官的作用，就是给他们征粮征税的时候算账，而那些特别受宠也特别蛮横的武夫，则干脆连这一点也不认账。

    朱温控制朝廷之后，一次诛杀朝士三十余人。其屡试不第的谋士李振说，此辈一向自称清流，应该将他们投到黄河里，变成浊流。于是这些人就被扔到了黄河里。一次朱温与众幕僚坐于大柳树之下，朱突然说，这个树的木头可以做车毂。于是很多人一起应道：的确适宜做车毂。朱温马上变了脸，厉声喝道：怪不得人说书生之辈喜欢顺口玩人，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的，车毂必须用夹榆木，怎么可用柳木！将左右凡是应声的数十人统统扑杀。

    五代时期，作为文官的书记、判官和副使，命运往往十分悲惨。郑准为荆南镇书记，与镇将因言语不和而去职，被镇将派人杀掉。高行周为邺城节度使，副使张鹏与之一言不和，即为所杀。而高行硅的副使，不仅因多嘴（提意见）被杀，连自己的儿子也被株连。房知温为节度使，居然经常纵容自己的部下折辱文官。后晋张彦泽为彰义镇节度使，书记张式偶尔提了点意见，居然惹得他大怒，张弓射之，张式逃脱，张彦泽随即派人追杀，连皇帝都保不住张式，只能乖乖地交出张式任武人宰割，结果张式被张彦泽挖心决口，脔割而死。

    可以说，连藩镇时文官做军师的功能到了这个时候也大大减退，武夫们根本不在乎文人给他们出的主意。这一时期的战争，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打得最拙的仗，就是硬碰硬的厮杀，谁的兵多、兵猛，谁能打谁赢。再就是战场上军人的倒戈，倒戈多的就打不过倒戈少的。五代时期的战争也是最野蛮的战争，攻城略地的军阀们，粮食没有了，往往拿老百姓的口粮当军粮吃。守城的吃掉城里的人口，撤退时也带着老百姓走，随走随吃。

    在这个时期，上流社会已经彻底变质。长期战乱的结果，只有那些社会边缘人士、军棍、流氓、私盐贩子人等才最有机会脱颖而出，所以，这一时期从皇帝到武将，大多是此辈在做。原来下层甚至黑社会的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原来上流社会的规矩和风习则被严重冲击。而这些规矩和风习，恰是官僚们政治运作所不可或缺的文化氛围，跟制度运作的规矩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时期皇帝和武将们根本没把官僚当回事。从前地位崇高、非进士高第的人不能染指的位置，居然可以随便予人，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喜欢唱戏，结果戏子不仅可以参与机密，而且可以封官拜爵、做州刺史，从前朝廷视为重宝的名器，如今被这些武夫们视之如敝屣。不仅如此，那些武夫们，对文官动辄呼来喝去，士大夫的脸面已经随着粗人们的叫骂声，斯文扫地了。另一方面，五代没有恢复科举，选官杂乱无章，升迁也杂乱无序，当官不是走伶人的门路，就是凭武人一时的好恶，使得文官体系的秩序彻底紊乱，文官也就不像文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