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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很喜欢交际，而且随时做好准备，像水蛭似的吸引住任何一位血气方刚的上门客人。我自然不是隐士，我要是有事去酒吧，那我很可能比那些泡酒吧的常客待的时间还要长哩。

    我的屋子里备有三把椅子：一把独处时用，两把给友人来访时坐，三把交往活动时用。要是来客很多，始料所不及，也还是三把椅子招待他们，不过，通常他们都在屋子里站着，节省空间。巴掌大的一个小房间，居然能容纳那么多男男女女，端的令人吃惊。有一回，在我的屋顶上，来了二十五个或者三十个灵魂，外加它们的躯体，可我们在分手时，常常还不觉得相互之间挨得那么近。我们有许许多多房子，不管公产的还是私产的，照例都有多得简直数不清的房间，宽敞的厅堂和储藏名酒与和平时期军需品的地窨子，依我看，住在里头的人好像只不过是寄生在屋子里一些蛀虫。我吃惊地看到，在特雷蒙、阿斯托，或米德尔塞克斯酒店门前，侍应生通报来客时，活像一只滑稽可笑的耗子，打从宾客们经过的游廊那儿爬出来，眨眼间又钻进了过道上的一个窟窿里去。

    我的屋子这么小，有时也有一些不便之处，那就是说，我们高谈阔论重大思想时，客人和我相互之间很难保持适当的距离。你的思想需要足够的空间，方可准备扬帆起航，按照一两条航线航行，最后到达目的港。你那思想的子弹万万不可打偏、跳飞，这样方能稳准地直达听者的耳朵里，要不然它就会从听者的脑袋一侧擦过。再说，我们的句子也需要空间，便于渐次展开，排列成行。个人，就像国家一样，必须有合适的、宽阔的天然边界，乃至于有一个相当大的中立地带。我发现，跟友人隔湖交谈，端的是一种奢华的享受。在我的屋子里，我们相互之间挨得太近，说话反而听不清楚——可我们又不能让话音压得太低，要不然别人就听不到；这就像你把两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因为石子挨得太近，彼此的涟漪都给搅乱了。如果我们仅仅是惯于大声聒噪的人，那么，我们不妨站得更近些，紧紧地挨在一起，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倒也没有什么；可是，如果我们讲话很含蓄，富于思想性，那么，我们最好还是相互隔开得更远一点儿，以便我们的活力和朝气有机会散发出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话语，要是喜欢与之进行最亲密的交流的话，那么，我们不仅要默不作声，而且身体往往还要隔开得远些，使我们怎么也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才好。按照这个标准，大声说话只是为了方便那些耳朵背的人；不过有好多美好的事情，如果大声嚷嚷，那我们就怎么也表述不出来。只要谈话的声调开始越发崇高、庄严时，我们就会把椅子渐渐往后挪，挪得远远的，挪到对面屋角落里的墙根前，到了那时候，常常觉得房间不够大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最好”的房间，就是屋子后面那片松树林，随时准备接待来客，而且太阳几乎很难得照到地毯上。入夏以来，贵宾来访时，我就带他们上那儿去。有一位不可多得的管家早已打扫过地板，还给家具掸去了尘土，样样东西都拾掇得井然有序。

    如果来客只有一位，有时他跟我共进便餐，我们一边交谈，一边搅动玉米粥，或者瞧着一块面包在火上渐渐膨胀、渐渐烤熟，反正两人话语声不绝于耳。万一客人来了二十个的话，就在我的屋子里歇息，用餐一事只好免谈了，也许我有足够两个人吃的面包，无奈这时候吃饭仿佛成了一种禁忌的习惯，我们自然而然地实行禁食了。这断断乎不会使人觉得怠慢客人，倒是反而不失为处理最妥当、考虑最周到的一种办法。物质生活受到耗损，通常急需加以补救，但在当时却出奇地滞后了，好在生命的活力还能挺得过去。就这么着，不管来二十个人，还是一千个人，我照样都能接待；如果说有人一面看到我正好在家里，一面离开我屋子时却饿了肚子，不免感到十分扫兴，那么有一点他们会肯定，至少我也是爱莫能助。建立新的更好的风俗习惯，取代旧的风俗习惯，原本一点儿不难，尽管许多管家对此表示怀疑。你的声誉好不好，并不取决于你是否请客吃饭。就我来说，我不时拜访人家，我从来都没有被什么克耳柏洛斯吓住过，倒是设宴款待我的人反而使我退避三舍；我想，这是一种非常客气兜着圈子的暗示，要我往后再也别去麻烦他。我想，赶明儿我断断乎再也不去这些地方了。我引为自豪的是，有一位客人在一张权充名片的黄澄澄胡桃木叶子上，留下了斯宾塞的几行诗，我就不妨拿它来做我的陋室铭：

    到了那里，他们挤满了小屋子，

    不寻求那里原本没有的娱乐；

    休息赛过宴会，一切悉听尊便，

    崇高的心灵就是最能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