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在读勒庞的《乌合之众》，里面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群体的智商水平必定会低于里面的个体。&29378;&20154;&23567;&35828;&65306;&109;&46;&120;&105;&97;&111;&115;&104;&117;&111;&46;&107;&114;

    这个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人群总是容易冲动，为什么一些人总是跟随着大多数人行动。

    撇开属于勒庞的那个贵族没落而人民崛起的年代背景不谈，这个理论还是有些道理的。

    人类最初的，有意识的组织大概就是社团。

    一群有着相近爱好，相同目标的人，因为一个共同的契机而结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

    这就是我要谈到的，我高中的社团们。

    其实我在高中三年只加入过一个社团：校电视台。

    这个号称“二高嫡系”的社团在不知情的同学眼里，就是一个财大气粗，设备先进的组织。

    答案呢？是，但也不全是。

    高一刚进校那会，前两个星期的社团课是不上课的，这个时候就会有高二的学长和学姐们一个接一个地“串班”来介绍自己所属的社团。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电视台的那班老社员们“浩浩荡荡”地走进十四班时的场景。

    以当时的电视台“当红花旦”为首的几个颜值担当者们似乎闪着光，走进了班级的讲台。

    当时我们这帮刚军训完，灰头土脸要发型没发型，要白净也不白净的孩子们一看到来了几个光鲜亮丽的学长，注意力自然都转移过来了。

    “想加入电视台的同学可以来拿一张表格，我们会统一组织你们面试。”当时有一个学长似乎是这么说的。

    我纯粹抱着“有兴趣试试”的心态拿了一张表填了，交上去。

    几天之后我就去面试了。

    面试的场地就在学校自有的演播室（Ｓｔｕｄｉｏ）里边，我们这些揣着忐忑的心情前来面试的孩子们都有点紧张。

    “首先要恭喜你们，因为我们的面试取消了，你们全部都成为了这一届电视台的新成员！”当时我们电视台的指导老师是倩倩，一个学摄影出身的女老师。

    根本来不及惊喜的我们看着演播室里的背景布，补光灯和大大小小闪着各色灯光的设备，眼睛里充满了好奇和敬畏。

    谁也不会想到几个月后我们都快把这个地方当成家了。

    每周三下午的最后两节课是社团课，

    刚进电视台的两个月，我们被要求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每星期要编制一部校园新闻，周四晚上在全校统一放映。

    我由于不熟悉后期技术活，又不善于拍摄，因为自认能写点东西，于是就自荐当了编导。

    最初的时候我们组有六个人，后来机缘巧合地合并了另外一个组，就变成了唯一的大组。

    我们的第一次校园新闻介绍了“图书漂流”这个学校一贯以来的标志性活动。

    图书漂流，顾名思义就是大家把闲置的课外书都拿出来，统一在体育馆里“摆摊”展示，若是遇上心仪的书稍做登记就可借走，约定时间前还给主人便可。

    活动当天我们几个拽着相机和脚架到处跑，不停地换地方拍摄。

    后来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采访对象都会按照你设定的计划来接受采访，有不少突发情况需要事后想办法解决。

    某位同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这个活动其实意义不大。”在此之前我们刚刚采访过一位校领导，而这位领导花了十分钟的时间大谈特谈图书漂流活动对学生的积极意义。

    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放映的东西必然是经过细细清洗的，剔除过不和谐因素了的。

    观众们有时候并不愿意看到一些“不好但真实”的想法出现在屏幕上，尽管他们自己一个人时也会这么想。

    他们选择有保留的接受——这也许就是群体的另一个特质。

    而我们作为没有发言权的幕后工作者只能剪切掉这一段不和谐的画面和声音。

    除了前期活动的拍摄，一个新闻节目自然少不了主持人。

    男主持是我从班里“挑来的”，女主持则是小组里的成员。

    两位主持人在某天的下午匆匆赶来演播室，我们的摄像（当时是我的舍友）已经就位，两位主持对好了主持稿就匆匆开始了拍摄。

    “大家好，欢迎收看二高电视台的校园新闻，我是主持……”我们很有创意地让两个主持人互换了姓名做自我介绍，但是接下来的节目简介就开始不断地卡壳和笑场。

    “咔！”我在一旁哭笑不得。

    “再来一遍吧。”

    “大家好……”

    说着说着，左边的男主持忍不住又“噗嗤”笑了出来。

    “停——再来一边。”我安慰了一下摄像。

    经过十几次的尝试，终于断断续续地拍出了一些可供剪切的片子。

    前期的拍摄已经完成，后期的制作也是个浩大的工程。

    我们组最初只有力铭一个技术人员，后期制作的那几天，力铭每逢中午或下午都会待在演播室里剪视频。

    我时常会去演播室里看看，但是却帮不上什么忙。

    分工合作有时候确实是人类完成一项繁复工作的伟大发明，不过一旦这项工作的分配极不合理的时候，大部分人其实是占了便宜的。

    力铭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后期的剪辑、字幕和动画上，经过几天的紧张制作，我们的作品终于在周四下午完成了。

    当天晚上，我坐在教室里，看着标有自己名字的幕后人员名单缓缓滑过。

    心里还是很满足的。

    再后来，我们又采访过几次植树节，开放日之类的活动，做了两次新闻。

    “从这学期开始我们就要拍摄一些微电影和纪录片了。”

    有一天的社团课上，倩倩突然宣布暂停校园新闻的拍摄。

    但实际上这句话也宣告了电视台全面转型的开端。

    一开始，电视台里有不少纯粹因为兴趣而加入的社员，也有一部分“传媒生”，即将来有意愿走艺考路线的社员。

    但是，从那个学期开始，每周的社团课渐渐变得“专业化”起来，每周都会有传媒培训机构的“老师”来讲课，原本在一间教室里进行的社团课也分成了“编导班”和“播音主持班”。

    每节编导课几乎都是做一些影片的鉴赏和分析。

    我至今印象最深的一次课上，放了两部短片：冯小刚的《红高粱》和一部我记不清导演和名称的片子，但那部片子只有一个镜头和一个人物。

    一个女人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哭泣了几十分钟。

    我至今都忘不掉从头到尾看完那部短片之后的心情。

    一开始像是如释重负，我开始感叹世界的安静和人生的美好。

    不过随后我就陷入了短暂的思考。

    一个演员需要怎样的感情酝酿才可以连续不断地哭上几十分钟，又需要怎样的专业素养才可以哭出各种腔调和味道，同时又得拿捏哭的程度，随时使自己不失去控制？

    但随即我就从这种奇异的思考状态中惊醒。